无法用它来教导告诫他人。心和眼的这种功能既无形迹、也无法把握，不能使人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所以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桀不下台阶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感情的影响作用所致，并且远远要超过人的呼喊作用。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在古今都是闻所未闻的事。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对百姓作说教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的发号施令也同样出于真诚。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真情实意。反过来，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响应，这是由于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经》会说这样的话：“身处高位的君主为自己的骄傲横蛮带来的恶果而后悔。”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利害关系，但慈母的爱心却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间的真情相通所致。由此看来，言教的作用真是小之又小，而不言之教的功效却是大之又大！能够亲身践履君子说的话，这叫“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这叫“忠”。“忠”和“信”在内心形成之后，就会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手执盾牌、大斧在宫廷台阶前跳起古舞，表示为德治而武力征讨，使作乱的三苗很快就臣服。老鹰在一江一 河上空盘旋飞翔，使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也高飞远走，这些都在于它们能感知到老鹰有伤害之心，所以远远地躲避起来。儿子能为父亲去死、大臣能为君主舍命，这些事情每个朝代都有，这当然不是为了以死来邀取名利，而实在是他们内心有感恩之情。所以不怕也不想躲避这种死难。所以，人们情愿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并非是为了实现某种意愿和目的，可这种意愿常常会实现；同样，君子的忧伤悲痛，也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而能够使人理解通晓。这些都在于他们的这种情感不是迫于外力，而是真的产生于内心世界。
“义”的重要性要超过君王的重要性，同样，“仁”的位置应置父亲之上。所以，君王对臣下，可以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但不能让重“义”的臣下迎合君主而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可以呼来唤去使用他们，但不能让讲仁行孝道的儿子不为父母亲忧虑挂念。所以，我们将“义”和“仁”置于君与父之上，由此也导致社会是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圣人在上位，他的教化应验如神灵。远古的明主说：“我只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治理天下。”以后的德治社会中的五帝说：“没有百姓的拥护，天下哪能治理得如此太平。”所以《诗经》如此说：“手执驾御缰绳，如同丝线织帛。”《易经》上说：“怀有高尚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所以说能够注意自身的修养，就能获得深远的美好结果。也因为这样，周公能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做到身正影正毫不愧色。这就是君子的“慎独”。反过来说，不注意自身的修养，却想企盼远大目标的实现，这是行不通的。知道行善的道理是容易的，但亲身行善就难了。孔夫子看到庄稼由种一子变成禾苗、又长出穗谷的生长过程后，感慨地说：“狐狸头朝着山丘而死，那么人类也不应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感到自身也应从善去恶。自身如果正直，那么安抚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就这样说：“君主如果不能亲自行正道，那么百姓就不可能信赖他。”
小人办事叫做只求得到好处就行，君子办事则只求符合道义。他们在追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追求的目标则是不一样的。由船上摇桨击水的响声导致鱼沉入水底、鸟飞往高处，在这里听到的响声是一样的，而躲避的地方则是不同的，但鱼鸟都为了避害则是一致的。春秋时曹国的僖负羁因送一壶饭给晋公子重耳而被重耳立表旌表彰僖负羁的功德；赵盾因送一束干肉救济过灵辄而后却又受到灵辄的保护。僖负羁和赵盾所赠送给他人的物品并不丰厚，但得到的回报却相当厚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出于仁爱之心，并以恩德待人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铭心、永不忘记。同样是吆五喝六的大声呼喊，在家中如是长辈对晚辈如此，则被认为是对晚辈的爱护；如果用这种呼喊对待陌生外头人，则有可能会引起争吵并为之争斗殴打。所以说：“兵器锋利所造成的威力比不上以情感化的威力；如此一比，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钝愚不堪了。同样，武力攻打的功效也比不上神奇兵法的功效；如此一比，击鼓进军就真的是小事一桩、不在话下。”
圣人为善行善，并不是为了什么名，但恰恰会使名望随之而来，求名也并不是为了利，但利禄又会自然归于他。所以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忧喜，产生和表现出来后并不希望能感染别人，但感染的作用却会自然而然产生。所以至德的人从来不修饰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表现又像用手下意识地揉搓眯眼一样、又像快要跌倒自然地用手支撑一样。但就是这样，圣人的无为而治，开头看不出有什么能耐、漠然寂静，但到后来就知道了他的伟大。就像太陽运行，骏马都无法和它赛跑。人们在暗夜里寻找东西就像盲人一样，但等到东方旭日升起，就将一切照得光明通亮。任何人的举动都会带来利益，但它的反面——损害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易经》这样说：“事物的衰败剥落不是无尽头的，正因为这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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