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飘雨；圆阵中规，方阵中矩；破敌攻阵，没人能抵挡得了。野战必胜，攻城必克。他并不是轻身而乐死，而是前面有事业在召唤他，于是也就将利害生死抛于脑后，所以他树立起来的威名也就不易废弃。这就是自强不息而终于成功的表现。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诗经》就这么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柔软如丝，不停地奔跑驰骋，忠诚地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
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没有了规矩，即使是奚仲也无法凭他的技艺来确定方圆；没有了准绳，即使是鲁般也无法凭他的技术来确定曲直。所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拉断琴弦、砸破琴瑟，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技乐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就停止了辩论，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同庄子谈论了。项托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则也有听项托说话的气度。假如项托这样年龄的少年，向乡里的长者发表议论，那恐怕他躲避长者的拐杖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发表自己的主张？过去，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王，秦惠王听了谢子的话后很高兴，他去征求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说：“谢子，这人是山东地区有名的巧辩之士，他有意以诡辩学说来讨好太子。”秦惠王信以为真，便心怀怒气等着改日见谢子。第二天，秦惠王和谢子又见面了，但就是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谢子前后两次说话的内容一样，秦惠王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说明秦惠王听话的前后心态不一样了。弹琴的人把徵音变成了羽音，这不是琴弦的过错；品味的人将甜味当成苦味，这不是味道的过错。楚国有个人煮了猴肉请邻居来吃肉，邻居家都以为是狗肉，吃得都十分香美；后来听说是猴肉，就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进的猴肉都吐了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狗肉和猴肉的味道之区别。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一首新歌，假托是李奇创作的，人们也就纷纷跟着学唱，后来了解下来不是李奇创作的，也就不再去唱了：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是不懂音乐的。有位鄙陋之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拿给别人看，别人以为是块普通石块，于是这位鄙陋之人就将这块玉璞扔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玉与石的差别。所以心中有是非标准，就会尊重实情，将古今看成一样的实情来辨别；心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就会只把来历久远的东西当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啼哭出血的缘故。
现在有一种磨去棱边花纹、卷曲了锋刃的宝剑，如果有人声称此剑曾是楚顷襄王佩带过的古剑，那么社会上尊贵人士也必定拿着佩带；现在有一种琴声走调、琴身歪斜破损的琴，如果有人声称此琴曾是楚庄王弹奏过的古琴，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的妻妾就会争着弹奏。苗山出产的羊头刀矛，虽能在水中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犀皮铠甲，但就是没人佩带它；山中桐木制成的琴瑟、山涧梓木做成的琴身，虽然音色雅正优美，音调清脆和谐，但师堂、伯牙这样的名乐师就是不愿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陽、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道理，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圣人对是非的分辨就像眼睛对黑白的分辨，耳朵对清浊音的分辨一样。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主见而盲目接受，就好比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给父亲上坟，只是按照礼节哭祭父亲，内心世界却不会产生对父亲的哀悼。所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也只有当母亲的才能分清；同样，玉和石头，也只有优秀的工匠才能鉴别；书传这样的典籍，也只有圣人能够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现今如果拿当代圣贤的著述，托名是孔、墨的经典，那么那些读书不多的弟子们就会恭恭敬敬地去学习 和接受。所以，美一女 并非一定要像西施一类的，通达之士也并非一定要像孔、墨之类的。只要能明白事理、通晓事物，因而能著述阐明自己的思想体会，以能启发世人的智慧即可；如果能得到头脑清楚明白的士人，心中有高明透彻的见解，能观照各种事物，不以古今的差异来改变自己的主见，并能将书中的宗旨思想阐述清楚明白以指示他人，那么即使死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铸造一口乐钟，钟铸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鉴定后说：“这钟音不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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