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语别致，结果却显得极有说服力。至于米卡对他的冒犯，当时揍他的脸，把他打倒在地，他说他并不生气，早就原谅他了。对于去世的斯麦尔佳科夫，他一面画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只是傻里傻气，遭受病魔的折磨，尤其更坏的是，他是无神派，这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的大儿子教的。但对斯麦尔佳科夫的诚实不欺，他却几乎热烈地加以证实，立刻讲到，斯麦尔佳科夫有一次拣到主人掉下的钱，并没有藏起来，却交还给主人，主人因此“赏给他一个金币”，而且以后什么事情都很信任他了。关于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层，他用十分坚持的态度予以证实。他们盘问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记清楚了。最后由律师发问。他一开口就询问信封的事情，——就是“据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曾把三千卢布藏在里面预备给“某一位太太”的那个信封。“您这个多年在您主人身边伺候的人，究竟亲眼看见过它没有？”格里戈里回答他没有看见，而且“直到大家纷纷谈论起它来之前”，也从没有听谁说起过关于这笔钱的话，关于信封的问题费丘科维奇也对证人中凡是可以询问的人都不断地提出来，就象检察官提出分产问题来一样，而从大家那里得到的也只有同样的回答，就是谁也没有看见过信封，尽管有许多人都听说过它。律师对于这个问题的坚持探询大家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现在我能不能对您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你容许的话，”费丘科维奇突然完全出人意外地问道，“从预审上查明，您在那天晚上临睡以前，曾用一种镇痛剂，或者说药酒，擦你发痛的腰，希望用它治病，那东西是用什么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发问者，沉默了一会，喃喃地说：
“里面有番红花。”
“只有番红花么？您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么？”
“还有车前草。”
“是不是还有胡椒？”费丘科维奇好奇地问。
“也有胡椒。”
“以及其他等等的东西。全泡在烧酒里么？”
“泡在酒精里。”
大厅里轻轻传出了一阵笑声。
“你瞧，还泡在酒精里。你擦完了腰，一边由您太太念着只有她知道的虔诚的祷词，一边就把瓶里剩下的一点喝掉了，对么？”
“喝掉了。”
“喝得多么？大概多少？有一两酒盅么？”
“总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许有一杯半么？”
格里戈里不作声。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一杯半纯酒精，那倒真不坏，您以为怎样？连‘天堂的门敞开着’都会看得见，不用说通花园的门了，对不对？”
格里戈里还是不作声。大厅里又传出一阵轻轻的笑声。首席法官挪动了一下身子。
“您是不是可以肯定，”费丘科维奇越加追得紧了，“您看见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时候，到底是醒着还是在睡着？”
“我两脚站在地上。”
“这还不能证明你不是在睡着。”大厅里又一再发出轻笑声，“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问你什么话，比方说，今年是哪一年？——你能够清楚地回答么？”
“这我不知道。”
“那么今年究竟是哪一年，基督降生后哪一年，你知道么？”
格里戈里茫然失措地站在那里，两眼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折磨者。说来叫人奇怪，显然他好象果真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大概您总还知道，你的手上有几只指头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忽然大声而且清楚地说，“既然官长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下去。”
这似乎使费丘科维奇有点愕然，这时首席法官也过问了，他用警告的口气提醒律师，应该提出比较合适的问题。费丘科维奇听了以后，庄严地鞠了一躬，声明他的发问完了。自然，这一来旁听者和陪审员们心里都可能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疑窦，怀疑这个在进行某种治疗的状态下甚至会“看见天堂的门”，而且连今年是基督降生后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他的供词到底是否属实；因此律师所抱的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然而在格里戈里退席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首席法官向被告询问：对方才提出的证词他有没有话说？
“除去门以外，他说的全是实话。”米卡大声说。“为了他替我逮虱子，我感谢他。为了他原谅我打他的事，我感谢他。老头子一辈子诚实可靠，对我父亲忠心耿耿，就象七百条吧儿狗那样。”
“被告，你说话要加检点。”首席法官严厉地说。
“我可不是吧儿狗。”格里戈里也嘟囔了起来。
“那么我是吧儿狗，我是！”米卡大声说，“既然这话是侮辱人的，那就由我自己来承受，并且请求他原谅：我是畜生，过去对他太狠了！我对伊索也太狠了。”
“对什么伊索？”首席法官又厉声问。
“哦，对小丑皮埃洛……对父亲，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
首席法官重又一再庄重而且更加严厉地对米卡说，请他出言吐语要谨慎些。
“您这样是自己在损害审判您的人对您的看法。”
律师向证人拉基金发问的时候也弄得十分巧妙。我这里要说明，拉基金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无疑是极为检察官所倚重的。原来他什么全知道，知道的事出奇地多，他到所有的人那里去过，看见过一切，同一切人说过话，清楚地知道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的履历。诚然，关于装着三千卢布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从米卡口里听说过。但是他详细描述了米卡在“京都”酒店里所干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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