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钱，也根本从来没有装在任何信封里过。经过时间推算（而且非常严密），预审中已经查明并且证实被告从女仆那里跑到官员彼尔霍金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回家，也没有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以后一直在众人面前，所以不可能从三千卢布里分出一半来，藏在城里。正是因为这一点，检察官才猜测钱藏在莫克洛叶村中的地板缝里。诸位，是不是藏在乌道尔夫城堡①的地窖里了？这个猜测是不是太富于幻想和浪漫色彩了呢？大家注意，只要这一个猜测，就是藏在莫克洛叶的猜测，一被打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为要是那样，这一千五百卢布究竟在哪里，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既然已经证明被告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奇迹竟会使这笔钱变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竟准备用这样的传奇小说断送一个人的生命！有人会说：‘无论如何他始终说不出他身上那一千五百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又都知道在这夜里以前他并没有钱。’但是谁知道呢？被告自己却清楚而坚定地交代过钱是哪里来的，而且可以说，诸位陪审员，可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供词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性格和心灵更符合的了。检察官喜欢他自己的传奇小说：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决定蒙着耻辱拿他的未婚妻给他的三千卢布，是不会分出一半来缝到护身香囊里的，反过来说，即使果真缝了，也会每两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出来用，在一个月内把它全数花光。别忘了，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驳的口气说出来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又怎么办呢？假如你们编了一部传奇小说，可是小说里描写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又怎么办呢？而事实上你们恰恰是创作了另外一个人物！有人也许要驳：‘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在灾祸发生以前的一个月，在莫克洛叶村里已经把从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里拿来的三千卢布挥霍干净，象花一个戈比那样的随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来的！’但那是些什么证人呀？这类证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无遗了。再说，别人手里的面包看起来总是显得大些的。何况这些证人里面谁也没有数过这笔钱，只不过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曾经供过，说被告手里有两万卢布么。你们瞧，诸位，既然心理学是两头的，那就容许我也利用一下另一头，再看看结果是否一样——
注：①指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所着小说《乌道尔夫的秘密》中的故事——
“祸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维尔霍夫采娃小姐曾给被告三千卢布，托他代汇出去，但问题是，托付这笔钱时竟是这样丢脸，这样屈辱，象刚才宣布的那样，这到底是否真实？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姐对于这问题最初的供词里并没这样说，完全没这样说；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们只听到怨恨、复仇的叫嚷，长期积愤的叫嚷。单单从女证人曾在最初的供词里作不正确的供述这一层，就使我们有权利下结论说，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确。照检察官的话说，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触这段浪漫史。随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触它，但只想说，假使象可尊敬的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样一位毫无疑问是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人，象这样一位女士，也竟会忽然在法庭上怀着陷害被告的明显动机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这个供词时显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静气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断定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么？很明显，她正是过分夸大了她交钱给他时的那种轻侮和凌辱。恰恰相反，她交托这笔钱时，一定是还能够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象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不假思索的人来说。特别是因为，他当时可以指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很快地拿到账上欠他的三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的缘故，他深信父亲会付他这笔钱，他会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给他的钱从邮局里汇寄出去，还清他的债务。但是检察官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他会在当天，在刚受过她指责的那一天，从到手的钱里分出一半来，缝进护身香囊。‘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却又说，卡拉马佐夫天性广阔，他自己大声宣扬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察两个正巧相反的深渊。卡拉马佐夫就具有这种两方面的，横跨两个深渊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难忍的酗酒的需要时，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方面打动了他，他也会顿时止步回头的。这另一方面就是爱情，——就是恰恰在那时候象火药一般燃烧起来的新的爱情。为了这爱情，他需要金钱，甚至比起和他的这位爱人一起酗酒的需要来还要迫切得多，哎，还要远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他就要马上抓住她，把她带走，到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才办得到。这比酗酒还重要。卡拉马佐夫不懂得这一点么？其实他正是在为这件事情操心，为这件事烦恼，——因此他把钱分出一半，藏匿起来，以备万一的需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直不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却听说反而要把这笔款子用来引诱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是将成为一个小偷么。’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他要走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