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我是男是女，最多只是把好酒的癖性传给了我，——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为什么单只因为他生下了我，但以后一辈子却并不爱我，我就应该爱他呢？’你们也许觉得这些问题是粗暴的，残酷的，但是你不能给青年人的头脑加上办不到的限制，因为‘即使你把自然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户里飞进来的。’而且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们不必害怕那些‘枪炮’呀‘老虎’呀之类，应该按照理智和仁爱的要求来解决问题，而不应按照神秘的观念。怎样解决呢？应该这样办：让儿子站在父亲面前，明明白白地问他：‘父亲，请告诉我：我为什么应该爱你？父亲，请你拿出我应该爱你的根据来！’如果这位父亲有力量，能够回答得出，向他提出根据来，那就是真正的、正常的家庭，不只是建筑在神秘的偏见上，而是建立在理智的，负责的，严格合乎人性的基础上。反过来，如果父亲提不出根据，那么这个家庭就立刻完结了。他不成其为父亲，儿子此后也就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可以把父亲看作是陌路人，甚至是仇敌。诸位陪审员，我们的讲坛应该成为真理和健全思想的学校！”
说到这里，演说家的话被一阵抑止不住的、近乎疯狂的掌声所打断了。固然，并不是全场都鼓掌，但是到底有半数的人。父亲们和母亲们全鼓起掌来。从太太们坐着的楼上发生了尖叫和呼喊。有人摇晃起手帕来。首席法官拼命摇铃。他显然对旁听席上的行动生气，但却又断然不敢象刚才所威胁的那样，真把听众“逐出场外”。因为连坐在法官席后面的特座上的大员们，一些大礼服上挂着勋章的老头子们都向演说家又是鼓掌又是摇手帕。因此，等到喧闹的声音寂静下去以后，首席法官也只能仍限于说说以前那句严厉的、“逐出场外”的威胁话。得意洋洋、精神抖擞的费丘科维奇又继续他的演说：
“诸位陪审员，你们还记得在那可怕的一夜里，——这一夜的情形今天讲得很多了，——一个儿子越墙闯进他父亲的屋里，结果跟生出他来的那个仇人和侮辱者狭路相逢。我还要竭力主张，他那时跑进去决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指控他抢劫简直是离奇的，这我早已说过了。他闯进去也决不是想谋杀他；如果他事先有这种打算，至少会预备下一个凶器，至于那个铜杵是他莫名其妙地本能地随手抓来的。即使他用暗号欺哄父亲，即使他闯进了屋里，——我已经说过，我决不信这段神话，但是随它去吧，就算是这样，让我们暂且作这样的假设！诸位陪审员，我可以用一切神圣的名义发誓，如果他不是他的父亲，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情敌，那么在跑遍各屋，弄清楚这女人并不在这所房子里以后，他一定会赶快离开，对他的情敌不加任何危害，最多打他一下，推他一下，也就完了，因为他顾不得他，他没有时间，他迫切要知道的是她在哪里。但是父亲，父亲，——纯粹是因为一眼看见了父亲，才促成了这一切，这父亲从他小的时候起就恨他，成为他的仇人，现在又变成了丑恶的情敌！仇恨的情感自然而然无法控制地支配了他，没有考虑的余地：一下子全都爆发了！这是疯狂和失掉理智的冲动，但也是自然的冲动，无节制地，无意识地，为它被违反了永恒的法则实行报复，自然界里的一切也都是这样。但即使这样凶手也并没有杀人，——我要肯定地这样说，我要大声疾呼地这样说，——不，他只是在憎恶的怒火中挥了一下铜杵，并不想杀人，也没想到会杀人。他的手里如果没有那个倒楣的铜杵，他至多也许会打他的父亲一顿，但不会杀他的。他跑走的时候，并不知道被他打倒的老人死了没有。这样的杀人不是谋杀。这样的杀人案也不是逆伦的杀父案。不，杀死这样的父亲并不能称为逆伦的杀父案。这样的杀人案所以被列入逆伦的杀父案，只是由于偏见的缘故！但是事实上究竟杀没有杀，这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的心灵深处向你们提出呼吁的！诸位陪审员，我们现在给他定了罪，他会对自己说：‘这些人并没有为我的命运、修养、教育做一点事情，以便使我变得好一些，使我成为一个人。这些人并不曾施给我一口饭，一口水，也从不曾到四壁空空的牢监里来探望过我，可现在他们却狠狠地把我判处流放去做苦工。现在我已经欠债还清，从此再不欠他们的债，永远不欠任何人的债了。他们恶狠，我也恶狠。他们残忍，我也残忍。’他将要说这样的话，诸位陪审员！我敢发誓：你们的控诉只能使他感到轻松，使他的良心释去重负，他将诅咒他所犯下的血案，却并不感到遗憾。同时你们也在他身上扼杀了还能做一个人的可能性，因为他将从此一辈子成为狠毒而且盲目的人。你们是不是想要狠狠地严惩他，使用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刑罚，目的只是想使他的灵魂永远得到拯救和重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还是用慈悲来降服他吧！你们会看到，你们会听到，他的心灵将怎样战栗震惊。他将会高喊：‘叫我怎么承受这样的恩惠，这样的爱，我是不配的呀！’我知道，诸位陪审员，我知道这颗心，这粗野而又正直的心。它会在你们高贵的行动面前低头膜拜，它渴求伟大的爱的行为，它会炽热起来，永远地得到重生。有些心灵由于本性的狭窄而怨天尤人，但只要一旦用慈悲降服了它，给予它爱，它就将诅咒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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