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个时代，以粉饰邪恶的说法，美化奸诈的言论来搞乱天下，用那些诡诈、夸大、怪异、委琐的言论，使天下人混混沌沌地不知道是非标准、治乱原因的，已有这样的人了。
纵一情 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行为像禽一兽 一样，谈不上和礼义合拍、和正确的政治原则相贯通；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它嚣、魏牟就是这种人。
抑制本性人情，偏离大道，离世独行，不循礼法，以与众不同为高尚，不能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不能彰明忠孝的大义；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陈仲、史鰌就是这种人。
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间有上下的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推崇法治但又没有个法度，卑视贤能的人而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义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迂远得没有一个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不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不赞成礼义，而喜欢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毫无用处，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很多事但功效却很少，不可以作为治国的纲领；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惠施、一邓一 析就是这种人。
大致上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是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丰富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非常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而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社会上那些愚昧无知的儒生七嘴八舌地不知道他们的错误，于是就接受了这种学说而传授它，以为是孔子、子弓立此学说来嘉惠于后代。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了。
至于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从而汇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则告诉给他们，拿最正确的道理教导他们；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礼义制度集中地具备于此，那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地兴起于此。上述六种学说是不能侵入这讲堂的，那十二个人是不能接近这讲席的。他们虽然没有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不能与之竞争名望；他们虽然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但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不是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他们的盛名比同于诸侯，各国诸侯无不愿意让他们来当自己的臣子。这是圣人中没有得到权势的人啊，孔子、子弓就是这种人。
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凡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人不服从，上述六种学说立刻消声匿迹，十二个人也弃邪从正。这是圣人中得到了权势的人啊，舜、禹就是这种人。
当今讲究仁德的人该致力于什么呢？上应师法舜、禹的政治制度，下应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以求消除上述十二个人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祸害除去了，仁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圣明帝王的事迹也就彰明了。
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尊重贤能的人，是仁爱；卑视不贤的人，也是仁爱。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用尽力气而不合于民众的需求，就叫做奸邪的政务；费尽心思而不以古代圣王的法度为准则，就叫做奸邪的心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三种奸邪的东西，是圣明的帝王所禁止的。生性聪明而险恶，手段狠毒而高明，行为诡诈而巧妙，言论不切实际而雄辩动听，辩说毫无用处而明察入微，这些是政治方面的大祸害。为非作歹而又很坚决，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玩弄奸计而似有恩泽，能言善辩而违反常理，这些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聪明而不守法度，勇敢而肆无忌惮，明察善辩而所持论点怪僻不经，荒一婬一骄奢而刚愎自用，喜欢搞一陰一谋诡计而同一党一 众多，这就像善于奔走而误入迷途、背着石头而失足掉下，这些都是天下人所抛弃的啊。
使天下人对自己心悦诚服的办法是：高高在上、职位尊贵，但不因此而傲视别人；聪明睿智、通达事理，但不因此而使人难堪；才思敏捷、迅速领悟，但不在别人面前抢先逞能；刚强坚毅、勇敢大胆，但不因此而伤害别人。不懂就请教，不会就学习 ；即使能干也一定谦让，这样才算有道德。面对君主就奉行做臣子的道义，面对乡亲就讲求长幼之间的道德标准，面对父母兄长就遵行子弟的规矩，面对朋友就讲求礼节谦让的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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