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周公却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挑选一精一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一服 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大儒的典范。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享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学习 ，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一奴一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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