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称王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弄一陰一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全具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最推崇礼法，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张扬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图，对内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一陰一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一陰一谋的结果啊。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一服 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危险、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样的人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一陰一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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