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夫去请教。”这是说要广泛地询问各方面的人。
有法律依据的就按照法律来办理，没有法律条文可遵循的就按照类推的办法来办理。根据它的根本原则推知它的细节，根据它的一个方面推知它的另一个方面。大凡各种事情，道理虽然不同却互相制约着。对于表扬奖赏与用刑处罚，通达了类推的原理，然后才能有相应的处置。政治教化与风俗习惯相适应，然后才能实行。
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劳役；九十岁的人，全家都可以不服劳役；残废有病、没有人照顾就不能活下去的，家里可以有一个人不服劳役。有父亲、母亲的丧事，可以三年不服劳役；齐衰和大功，可以三个月不服劳役。从其他诸侯国迁来以及新结婚的，可以一年不服劳役。
孔子说：子家驹是增益君主明察的大夫，及不上晏子；晏子，是个有成效的臣子，及不上子产；子产，是个给人恩惠的人，及不上管仲；管仲的立身处事，致力于功效而不致力于道义，致力于智谋而不致力于仁爱，是个缺乏礼义修养的人，不可以做天子的大夫。
孟子三次见到齐宣王而不谈国事。他的学生说：“为什么三次碰到齐王都不谈国事？”孟子说：“我先要打击他只讲求功利称霸的坏思想。”
公行子之到燕国去，在路上碰到曾元，说：“燕国国君怎么样？”曾元说：“他的志向不远大。志向不远大的人看轻事业，看轻事业的人不找人帮助。如果不找人帮助，哪能成就事业呢？他只能是氐族人、羌族人的俘虏。他不担忧自己被捆一绑，却担忧自己死后不能按照氐族、羌族的一习一 俗被火化。得到的利益就像那秋天新长出来的兽毛一样细微，而危害却有损于国家，这样的事他尚且要去做，哪能算是懂得治理国家大计的人呢？”
现在那丢了针的人，整天找它都没找到；当他找到它时，并不是眼睛更加明亮了，而是睁大了眼睛才发现它的。心里考虑问题也是这样。
讲求道义和私利，是人们兼有的东西。即使是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除去民众追求私利的欲一望 ，但是能够使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敌不过他们对道义的爱好；即使是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也不能去掉民众对道义的爱好，但是能够使他们对道义的爱好敌不过他们对私利的追求。所以，道义胜过私利的就是治理得好的社会，私利胜过道义的就是混乱的社会。君主看重道义，道义就会胜过私利；君主推崇私利，私利就会胜过道义。所以，天子不谈论财物多少，诸侯不谈论有利还是有害，大夫不谈论得到还是失去，士不去贩运买卖货物。拥有国家的君主不养殖牛和羊，献身于君主的臣子不养殖鸡和小猪，上卿不放高利贷，大夫不筑场种菜，从士以上的官吏都以追求私利为羞耻而不和民众争抢职业，喜欢施舍而以囤积私藏为耻辱。所以，民众不为钱财所困扰，贫穷的人也不会手足无措了。
周文王讨伐了四个国家，周武王诛杀了两个人，周公旦完成了称王天下的大业，到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就没有杀伐了。
赞许积聚钱财而把一无所有看作羞耻，加重人民的负担而惩处不堪负担的人，这是邪恶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刑罚繁多的原因。
君主爱好义，那么民众就暗自振作、端正自己的言行了；君主爱好财富，那么民众就为利而死了。这两点，是治和乱的分水岭。民间俗语说：“想富贵吗？忍着耻辱吧，道德败坏吧，与故旧一刀两断吧，与道义背道而驰吧。”君主爱好财富，那么人民的行为就是这样，怎么能不乱呢？
商汤因为大旱而向神祷告说：“是我的政策不适当吗？是我役使民众太苦了吗？为什么旱到这种极端的地步还不下雨呢？是我的宫殿房舍太华丽了吗？是妻妾嫔妃说情请托太多了吗？为什么旱到这种极端的地步还不下雨呢？是贿赂盛行吗？是毁谤的人发迹了吗？为什么旱到这种极端的地步还不下雨呢？”
上天生育民众并不是为了君主，上天设立君主却是为了民众。所以在古代，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并不只是用来尊重诸侯而已；安排各种官职，区别爵位俸禄的等级，并不只是用来尊重大夫而已。
为君之道在于选拔使用人才，为臣之道在于精通和处理好政事。所以，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告诫而各种事情也就办成了。农夫对种地很精通却不能因此而去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工人和商人也是这样。
用贤能的人去替换没有德才的人，不等占卜就知道是吉利的。用安定的国家去攻打混乱的国家，不等一交一 战就知道能攻克。齐国人想攻打鲁国，顾忌卞庄子，不敢经过卞城。晋国人想攻打卫国，害怕子路，不敢经过蒲邑。
不懂政治就去询问尧舜的治国之道，没有学问就去去求助于天子的库籍。要我说啊，古代圣王的政治原则，就是尧舜的政治原则；六经包含的丰富内容，就是知识的宝库。君子的学习 就像蛇，蝉等脱壳一样，很快就会有所改变。所以，他走路效仿，站立效仿，坐着效仿，他摆什么脸色、讲什么话、用什么口气都效仿。不把好事留下不做，不把要问的事拖过夜。善于学习 的人彻底搞通事物的道理，善于做事的人彻底克服工作中的困难。
君子一旦树立了志向就坚定不移，即使天子、三公询问政事，也根据是非的实际情况来回答。君子穷困而不丧失志气，劳累而不苟且偷安，面临祸患而不背弃平时坐席上说的话。岁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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