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治理国家时，明正法令，设置严刑，用来解救百姓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不欺弱，众不侵寡，老年人们得享天年，幼子孤儿得以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处，父子互相护养，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患，这也是最重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懂这些，反而看作残暴。他们固然希望安治，却反对达到安治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又喜欢造成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这些？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又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怜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但又是国家陷入危险的途径。圣人以法治国，必定违反世俗而顺应真理。懂得的人，就会赞同原则而违背世俗；不懂的人，就会违背原则而赞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这个原则就成为错误的了。
处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着众人的诬陷，淹没在世俗的舆论中，却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得平安，不也是非常困难的吗！这就是法术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妄名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名叫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便自己毁伤身体来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能做您的侍妄，我感到很幸运。然而顺从夫人就无法侍侯好您，顺从您又无法侍侯好夫人。我实在不贤，没有能力使你们二位都称心，情形摆着不能都服侍好，与其死在夫人那里，还不如死在您面前。我死以后，假如您身边再有得一宠一 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种情形，不要被人笑话。”春申君因而相信了余的谎言，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甲而让自己儿子做继承人，就自己撕破衬衣里子，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我受一宠一 于您的时间很长了，甲不是不知道，现在竞想强迫调戏我。我和他争执，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孩子不孝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申君大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余的谎言而被抛弃，儿子也因此而死。由此看来，父亲爱子，尚且会因诽谤而加害，君臣之间没有父子关系那样亲密，而群臣的毁谤更不只是一个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无怪乎贤人圣人要遭到杀害了！这就是商鞅在秦被车裂、吴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惩罚，无功却都想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没有功劳的人，刑罚必须施加给犯罪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法术之士的为人，本就会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的主张的。
当代学者进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仁义惠爱就够了”。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身死，轻一点的土地丧失，君位卑下。怎么得知这些呢？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谓的仁义；可怜百姓，不忍心惩罚，这是世人所谓的惠爱。既然要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赏；既然不忍心惩罚，那么暴乱就不能制止。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民众对外就不致力于作战杀敌，对内就不努力从事耕作，都一心想着行一贿巴结权贵，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名誉，以便获取高官厚禄。所以奸私的臣子越来越多，暴乱分子越来越猖狂，国家不亡还待什么呢？严刑是百姓畏惧的，重罚是百姓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严刑来禁止奸邪，设置重罚来防止奸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据此知道仁义惠爱不足实行，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没有马鞭的威力、马嚼子的配置，即使是善于驾车的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没有规矩作为准则、墨线用来校正。即使是巧匠王尔也不能画好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令，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代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刑，实行爱惠，却想建立霸王功业，也是没食指望的。所以，善做君土的人。明确设置奖赏、利禄来鼓励人们，使民众靠建功立业得赏，而不靠君主行仁义来赐予；推行严刑重罚来限制人们，使民众因罪受罚而不靠君主讲爱惠来赦免。因此，无功的人不会幻想得赏，犯罪的人不会侥幸免罚。依靠坚车好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冲破陡坡险阻的危险；凭借船的安稳，依仗桨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一江一 河的困难；掌握法术之道，实行严刑重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好比陆路有坚车良马，水路有轻舟便桨样，凭借它们的人因此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商场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广法术，实行赏罚，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他们符合当代君主的心意，就会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他们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显、领土扩大的实绩：这种人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之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靶，领土因而扩大，兵力因而强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对外没有邻国入侵的忧患，对内没有奸臣作乱的担忧，天下长治久安，名声流芳后世，这就是所说的真有了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劝说君主，使智伯懂得法术制度的道理，躲避灾难祸患，下不能率领部下来让国家安定。等到赵襄子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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