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二】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 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 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陰谋,反而给他们提一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三】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一服 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一宠一 ,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一宠一 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一宠一 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四】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一党一 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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