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吸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插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迷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欢迎。有一次，一位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欢迎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满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奸没收来的房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交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腰扭臀。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弄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党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党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牵扯到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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