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棒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交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