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Bing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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