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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