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但不是待在车子里，就是待在劳伦斯·邦克(Lawrence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别着宪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止一次，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Councilfor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暇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抽掉一个团，或是补充后备人马。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在外交部当情报官，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
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将军不肯答应，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让我待在单身营区，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
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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