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这是人类的悲剧。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算不清了，也许有六七个之多。
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日正当中》(HighNoon)这部电影?我说有。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问我是否看过《泉源》(Fountainhead)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建议我看这些书。
当时我并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说的，在可理解的环境下，内在的冲突刻划出细微的心境转折。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
回顾过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安亚堡校园的核心是个大广场，来自四个角落的小径在此交会，形成X形，我们称之为“对角”(diag)。环绕广场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筑，旧大楼的正面是厚重石墙，但新的侧翼可能是玻璃和铝铸建筑。高楼可能平地而起，单纯的小楼房消失无踪影。校园内有橘色和灰色的砖造建筑，也有呈现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筑。校舍展现不同时期的风格：希腊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国际风格、苏利文和法兰克·莱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规则中展现自然流畅可以算是创造力，密大学生每天经过对角时，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正如建筑所展现的，此大学从来不曾是“固定编制”。可以想见的是，负责规划和开发的景观委员会中，都是实验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园内进行我的实验。由于我先念大学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国学生想都想不到的课。其中有一门是大一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我周遭的学生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龄，令我有些不安。看着他们玫瑰般的面颊，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我同学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学。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是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却是最老的学生。不过，在这堂课上，我才知道美国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长、委员会或由议会指派特定人士来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准备各式各样的特许状，让自治城镇自行选择组织体系，好像选成衣一样。由于中国的政府都是单一体制，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入门信息，可以了解多元社会如何运作。我自己就从来没想象过，因为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根据逻辑推论，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
我又修了一门“美国社会”，这门社会学课程的用意在于，每次都能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人民的意见和态度。令我吃惊的是，不是每个美国教授的子女都成为专业人士，很多人往社会阶层下方流动，成为劳工。有一学期我甚至还修了绘画课。起初我以为我们画裸体模特儿时，会觉得很尴尬，但课堂一开始，每个人都努力展现技艺，注意力全集中在“写生”，而非裸体。无论如何，要将三度空间的人体表现在两度空间的纸上，总是极难的任务。随着课程的进行，模特儿动作也变快。手中的木炭无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过，令我惊讶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华洋溢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面”起步，也就是说，所有的画都是扁平的。但随着时日进展，部分有天分的学生开始超越平面的限制，显然比我优秀许多。因此，学期结束时，我得了一个差强人意的B，既感宽慰又觉满意。
至于浩伊教授的建议，我曾尝试却无成果。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无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为文字。我是否有资质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蓝德(AynRand)，已经是一大疑问。但这先撇开不论，不同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轻易挤在狭小的篇幅里，却又要求达到小说的顺畅和切要。在刻画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机制。即使我想减轻题材的“沉重感”，为求经济简约着想，我也必须以抽象名词来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导教授的闲谈还是让我得到许多乐趣。浩伊说，美国工人很喜欢他们的工具，当成玩具来玩。我就说，站在工人的立场，可不尽然。如果刚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机，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刚好是炎热的午后，杯盘堆积如山高，刀叉胡乱埋在吃剩的牛排、马铃薯和浓汁之中，鱼骨头和柠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来说，她要用到三十五个冰淇淋专用盘子，五分钟后宴会就要开始。浩伊教授听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问我，我提过这么多将军的名字，为打破单调起见，为何不描绘一个要开会却找不到靴子穿的将军呢?我说，就我记忆所及，是有一位将军非常贴近他的形容。不过，并不是找靴子。国民党一二五师的陈少将临上战场时，常常找不到地图。
我是在东北见到这位陈将军的。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战术”后，大多数国民党将官对敌手的坚忍都心存余悸，下令部属坚守岗位，接到进攻的命令时就敷衍了事。对方大举反扑时，他们就停止进攻。但陈将军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师装备不多，但被前线指挥部视为机动部队，有时填补前线的缺口，有时移到最东边或最西边去巩固侧翼。他的师没有汽车运输，子弹也不够用，但这位个子矮小的将军却从不抱怨，为何他的部队总是有许多任务。他常身先士卒，仿佛带的是步兵连。你只要在地图上指出他的目标或目的地，他就会保证准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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