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妹妹嫁给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美国的未来种族将是黑白混血”，而这甚至不是他起头的预测，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
下课时，同学讨论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强过历史学者，大家意见不一。但教授坚称反奴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他主张，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奴。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提出他的独到见解：美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当时阿利根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部沿海卷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内战还是会开打，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以他对反奴运动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李将军是一流的军人，只是为南方打仗，反抗高压统治。杜蒙德对史东渥尔·杰克逊(StonewallJackson)的称赞更达于顶点。这些人的精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于潜在的欲望或是纯粹巧合，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与暴乱相关，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数世纪以来缺乏步入现代的大突破。研究者处理不存在的题材时，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出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种重要成分，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找一个例子来探讨，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弑君、尝试共和国政体、护国主、复辟等等，最后发现某一种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种方式，甚至可能更糟。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其大熔炉吸纳了经济危机、宗教争议、宪政僵局及外交压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难道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出差错?不过，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指出，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习惯法庭承认平等的存在，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再进一步推论，两套法理原则合而为一，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与国家经济中更进步的层次(如银行体系和外贸)并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
迟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也在大学部教概论课程。这位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目前于耶鲁任教。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有了哈佛文凭，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就业市场姑且不论，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他说好。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霍尔本身虽然是哈佛人，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迟至40年代，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点。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
我去找霍尔教授时，他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献，决心描绘出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常见到他，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他都已经给我了。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他不断强调中国历史“流动”或“有弹性”，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路总是要走的。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霍尔的评语很坦白：不太顺利，某些方面很强，其他方面严重不足。他建议我应该加强自己的纪律，扩大我在西方和美国历史的知识，强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我是否有能力处理古文撰写的典籍，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口试时，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尔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推动。“来吧，”他说，“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些话分量十足。人虽然要承认错误，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
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时，我对他说，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子，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报告得了A，从此我和教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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