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4)（1/2）

(G)纳马《太宗实录》内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应照《校勘记》改正。图表七所载，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计，所有数字近于直线式之上升。1403年只有马37 933匹，至1429年达1 736 618匹。

图表七永乐年间

纳马数额

（单位：马千匹）笔者推测，此项数字，并非出于实际的统计，而系官方根据预定之繁殖率计算。实录所载1421年较1420年增 21％，1422年又增10％，1423年又增33％，1424年又增10％。如此循环不绝，事实上不可能，因当日官方民间均无法供应如此大量之繁殖也。(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数，亦属可疑。)又即可能时，政府调查审核机构，亦不能将100万以上的马匹登记无误也。

按：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取自朝鲜、辽东、云贵各地，永乐又向撒马克罕(Samarkand)等处收购。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即“寄养”于民间。北直隶、河南、山东若干府县列为“养马地”。“五丁养马一匹，免其粮草之半”。即系减轻田赋，以作养马代价。凡种马倒死，“孳生不及数”，民间均须贴补《太宗实录》1667，《大明会典》，1516，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15世纪末叶事例：种马三年须生二驹。陆容作《菽园杂记》，自称于1477年奉命“印马”，所见马均孳生不如额，由养马民间，出资赔补陆容《菽园杂记》(记录汇编本)，18125~26。。永乐年间之马匹数量大概出自纸面计算，更可由继任洪熙帝朱高炽登极诏书之辞语揣得之。洪熙之与民更始，继位时宣称：“各处军民有因追赔孳生马匹，为官府所逼，不得已将男女妻妾典卖与人者，诏书到日，官府悉为赎还”《仁宗实录》，页0015。。其辞句以仁慈为怀，可以保全官僚主义之道德立场。但所谓悉为赎还，恐难于事实上办到。而且逼后则赎，赎后则逼，则在陆容书中见之。

在研究官僚主义的立场言，则此项统计数字，纯依上级之理想，强令下级照办。其逼迫过度之余，所记载数目恐难成为事实。朱棣为暴君，但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仍以宇宙间之至善至美，作其威权之背景。因文官集团除自称奉行仁义道德掌握自然法规外，不能自圆其说；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作为其行政工具。只是时日愈久，其不尽不实的程度愈积愈深。有如16世纪，各处卫所，名存实亡，有些单位的兵力，低于原额5％以下笔者，“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Oriens Extremus(Hamburg，Germany)，17∶1/2(Dec1970)，p40.。有此诸种弱点，朱明王朝只能在“非竞争性”的情况下存在。至17世纪此条件不能维持时，则人口1亿以上的帝国，竟无法抗拒人口100万而不及的满清。其远因俱在，亦不可以后人不肖，一朝腐化论之也。

以上《太宗实录》年终统计所列数字并非全部虚构，而更非全部属实。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端在“闭户造车”。实行之程度，视其向下级施用压力是否有效。虽其标榜之道德不足信，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旨在背叛道德李老博士受英国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影响，觉得历史上重大的冲突，很难认为是一方的道德战胜对方。很可能的，其结果是综合两方之所长。见Grand Titration,p131笔者已摘要记入1578“Acknowledgments”。这篇文章李老博士于1944年作于滇缅公路途中。。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讨之余，认为中国之产生官僚主义，实因地理需要。中国因须治理黄河，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水旱诸灾，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在公元前3世纪即革除封建制度，构成政治上的统一。其去青铜器末期未远，以后相次须要维持统一，中央集权的程度，超过当日技术能力足可资支持的程度。于是即索性不顾技术，而以道德名义，强迫执行。才发生以上名实不符，体用背离的现象此理论见于李老博士与笔者合作之“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见上列28页注②。。

事实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中央集权既非封建特征，而中国之官僚主义，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据。譬如Adam Smith，就觉得如让所有私人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社会秩序反有条理，社会风气，也会臻荣向上。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这显然不能为中国官僚主义容纳。

过去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也在中国滥用。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内以寓言的姿态，叙其祖先由“神人”授银一锭，因之买机织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谭摘钞》里埋怨景德镇制窑，“凿穿地脉”，都被写历史者收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1978年，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觉得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