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序，就觉得这种建议，总有些荒唐。而且我们的建议也要由专家评议，这些专家无法体念我们的困难。他们总是说：你们是汉学专家，要是你们做你们份内的事，我们甘拜下风，要是你们溜出你们专长之外去班门弄斧，那我们就不敢领教了。我们又解释我们的目的无非用一种不同的看法，去重新安排已有的材料，庶几所得的结论，平易近人，符合实况，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风一致，并不是重新开矿，自炼钢铁，另外设计地去制造机器。况且李博士也曾发表过讨论英国历史的文章，而我在密歇根大学念书的时候，也选读过十六门有关近代欧洲史的课。更不说李约瑟的凯易思学院也有好多专家，可供我们的咨询，他的贴邻现已去世的罗宾生教授 (Joan Robinson)是世界闻名的经济专家，也曾看过我们的文稿，提出过修正的建议，可见我们并非完全铤而走险，异想天开。只是这种解说终于没有用。这时候我得到了古根罕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奖学金，让我去完成明末社会侧面的一本书，这就是以后的《万历十五年》。所以我这次从英国回来之后，除了教书之外，约一年半专注于我自己的写作。李约瑟和鲁桂珍博士于1977年夏天来美，在我们的家里住过一晚，我们稍微提到没有完成的研究工作，此外我们彼此都把这问题暂时搁置了。
我们所做的工作，纯靠经常接头，在剑桥，我们每周讨论一次，连引用书目和写文章应用的字眼(vocabulary)都是在喝茶和散步之间决定的，这就不容易在横隔大西洋的距离下继续了。
布罗代尔教授在他的著作里提及：“资本主义”这一名称，虽经无数学者再三争驳辩论，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公认的定义。首先对这名词作有意义的使用，似为蒲兰克(Louis Blanc)，事在1850年。马克思，即从未提及资本主义。(马克思用“资本家”、“资本家时代”和“资本家的生产方式”等。)这名词被广泛使用，还是本世纪的事。已经有些人，觉得这个充满政治气氛的字，一再滥用，实在是不成体统，主张凡是“有自尊心的学者”，应当将这字摈斥于他们字汇之外，永不使用。布教授就此也说明，这建议虽好，其困难就是找不到适当的替身。此字若被禁止，则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大黑洞。
我们在1975年，还没有看到布教授此段解说，却早已看到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说：“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去笼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发明的办法”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Gentury，Ⅲ，The Wheels of Commerce,Sian Reynolds译自法文(New York，1982)，pp，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1947)，p11.。至于这名词没有适当的定义，我们既不能抄袭前人，又无法避免这一个题目，则早已目睹而身受。我离英返美的前夕，曾根据我和李博士以前发表的文章延伸而写下这么一段：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而且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这三个条件以英文节录则成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其重点当然是着重于商业资本。现代欧洲商业资本的发展，远在工业资本之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仍重视国际贸易给“资本家时代”形成的影响。我这一段没有直接指出的，则是上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法庭的维护还不算，甚至警察权(police power)的行使，也仍要保障私人合同里处理这上面三个条件的安排。所以这法律的后面即有一个国家的阴影。很多中国和日本的作家，写到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不顾及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保障商业的作用，好像资本主义可以单独由商人一手造成，这样就把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里一个显著的差别一笔勾销了。
我们这样的解释，也不是不重视思想。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以上所说政府耗费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强迫执行私人签订的合同，可见社会的风气业已改变，也就是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信用一事，不仅是订约两方的利害，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福利与安全。所以韦伯一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的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这精神之下，赚钱不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也不受传统“适可而止”的警惕所限制，而是越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