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威尼斯以一个捕鱼制盐的村落，还要等到造船业进步、十字军东征、商业基础展开之后，才彻底表现它成熟的资本主义性格。它的法律是在13世纪前期翟波罗(Giacomo Tiepolo)做统领时制定的。从1300年之后威尼斯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它的法制大备，虽然永久性质的股份公司，还是以后的事。这时一宗生意的投资，或是牵涉到三两个人，或是牵连很多人，或是几个月结束，或者几年结束，都可以照成例安排。现代商业的技术，如海上保险、信用票据 (letter of credit)、复式簿记、提货单(Bill of Lading)和长期驻海外的经纪，都已产生。到1400年之后，威尼斯已有现代性的进出口商场，就是外来的人，也可以和本地商人订立合同。生意如有纠葛，则有商业法庭之curia di petizion做主，律师由法官指派，但是也可以用私人律师，所有账簿信件可以被传送法庭阅核Norwich, pp155-156；Lane，pp51-52，414-417；Braudel，Afterthoughts，；Lane，Andrea Barbarigo，Merchant of Venice，1418-1449(Baltimore,1949)，p18，98，112。
为什么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形成，我们要扯上这么多技术因素?这就是以前所讲的，一项法律要行得通，必有思想信仰和社会力量在后面作根据。威城这样的做法，有参议院在后面支持。这和欧洲中世纪的习惯和道德观念大相径庭，而它的思想信仰又能通过真人实事而行得通，这才造成了一种“主义”。这也就是说威尼斯通过了人的性格、自然法规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下提倡资本主义。
威尼斯的弱点，则是它没有生产的基础做它商业技术的后盾，它的范围，受岛上人口的限制。后来就有1453年土耳其人之占领君士坦丁堡，和1488年葡萄牙人之通航于好望角。这两项事情，习惯上为历史家认作威城中衰的里程碑。其实地中海商业之衰退，并没有立即开始。在人文上讲16世纪才是文艺复兴最好的时光，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占有极优越的地位。以后威尼斯衰微不振，终被拿破仑交给奥国。这也不能说是它的制度落伍，而是一个自由城市，单靠一个海岛上的商业组织作本钱，到底不能长期与大陆上数量的优势抗衡。
我们读欧洲史的时候，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意大利人这样的商业组织，不能立即为西欧大国如英法等照抄。在仔细追究幕后原因的时候，才知道有关经济的问题，必定要牵扯到社会上很多其他的因素，要改革也必须全面改革。其范围之广，有如一个走兽之蜕变而为飞禽，倘使没有内外剧烈的压力，也组织不起来。而且身当其事的人，在酝酿的局面下活动了好几十年，还不一定明白他们活动的真意义。甚至要等到历史家在几百年后，把全部经过和以后事迹对照，又和类似的问题印证，才能“发现”这些变动在历史上的因果关系。
比如英国在1300年后，对外贸易已受意大利人操纵。来自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居留于伦敦的人，称为“郎巴德人” (Lombards)。他们开设银行的市街，称“郎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方面他们已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另一方面是宗教改革之前，教堂拥有很多的地产，就是不属教堂的地产，耕种人也有向教堂缴纳“什一捐” (tithe)的义务。内中一部即须贡献于罗马的教皇，其实各地的收入早已有承办人顶包，得款也不直接缴解，而系由这些银行发给汇票，其现金则由意大利人通过英国寺院购买羊毛运至弗兰德斯(Flanders，即今日法国、比利时一部及荷兰一小部)织成布匹，销卖牟利。这买卖通过不同的体制，所以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权。如果诉讼两方都是意大利人，则由其领事受理；如果牵涉英国人，才组织混合法庭MMPostan,E,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63),,,117;Cheyney,op cit.,,29.但治外法权似系两方互用，英国领事也在意大利裁判案件，详,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11th ed(London，1956),Vol.，。主要的原因是两方社会生活习惯相差过远，况且又涉及信仰。如果英国能在这时候采用新时代的商业法律，那它也决不会让郎巴德或意大利人去垄断它的商业和农村经济了。
后来的事实显示，能够在16世纪之末和17世纪之初，开始采取新体制的国家，是较意大利自由城市大，但又较英法为小的国家。尼德兰联邦(United Netherlands)，普通一般人称为荷兰(其实荷兰为这国家初独立时七省之一，今日之尼德兰王国则有十一省)，不像意大利的自由城市一样地缺乏宗主，却也不像英法等国一样地受坚强王室的管辖。所以资本主义在这国家获得第二步的立脚点，也可以证明历史在它长期的发展中，仍有它合理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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