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社会骚动的原因，据最近的研究则事不尽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区情形不同，好坏都有。而且圈地开始于16世纪之前，经过整个 17世纪，至本世纪初期才完成，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的步骤。17世纪的问题大都由于庄园拆散分割买卖，所买卖的特权又含糊不明，佃户又将土地分割的遗传。普通法庭只能支持现今占有人的使用权(seizin)，无法澄清所有权。这样一来，一般农民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庄园主人，则不知地产究在何处，承佃人也找不到。按固定收入的地主可能入不敷出，更可能江河日下。此时又有投机的地主或以经商做官起家的地主，倒在混乱场合之中繁荣，成为新的缙绅(gentry)。总而言之，法制已与时代脱节。
农村经济不能与新兴商业合流，也是使社会陷于上下不得的一个原因。普通法的成例，农作物只能通过在历史上有成例的市场以“公平价格”出卖，不得私自交易，市场的组织不准重复。其实此时城市人口激增，各地供求关系与物品价格与以前迥然不同。16世纪及17世纪的流动商人(wayfare merchants)对各地区间的沟通，有显著的贡献。只是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意也没有保障。主要的原因是普通法没有应付现代商业的经验。它既不承认动产能够遗传，典当也须将产业交付贷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权。破产与保险当然还谈不上，即使控诉对方违约，也须证明本身实际亏本，因违约而贻误的机缘不能算数，而且还有一个极长的等待时间，动辄七年Plucknett,，677；参考Edward Jenks，The Book of English Law,6th revised ed.(Athens,Ohio,1967）,,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