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但是这未定的结论，纯粹系相对于欧洲中世纪及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并以14世纪到17世纪(大致与中国明朝同时)的一段时间为限度。当然，这不是我们对现今政治的见解。李约瑟博士对当今政治的见解，已有他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和演讲阐明。此公有他无可仿效的独立作风，也用不着我代为画蛇添足。
并且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对外界的挑战，不是一错再错，而且其反应是和世界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轻学者的质疑。这篇文字最后一段，即提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所以应由我个人负责，将我现下对这问题的看法提出，作这篇论文的结论。
我们在20世纪末年，提到资本主义，有几点值得提醒所有学人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有如亚当·斯密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组织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穿透过英国，表现着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我敢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展开至1917年俄国之二月革命，都仍由这基本的原因发动。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司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释。 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一方面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有时等于令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在农业国家尤难，这因庄稼之事，关系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饥荒。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困难，则因美国历史及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发生错觉的缘故。
美国之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已在英国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极少数地区有两种法庭同时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又能将这一组织，在一个空旷的地区，跟着科技的发展而推展到两洋的沿岸，但却也仍有“谢斯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各州不承认联邦通过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又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发生无数纠纷。总之，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的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一般人并未想象到各事业丛猬在一处，又有一个旧社会在后面作祟，又没有空间作转圜的困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察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
然而特殊与否、困难与否，这种改革，成为世界趋势，已无可避免。资本主义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也不待马克思说明。亚当·斯密著《原富》时就指出英国商人的私利观，缺乏有识见的度量，在对付殖民地时，有很多不公平及短视的事。就像对现代经济学作过实质贡献的凯因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和前述的罗宾生教授，也对现代资本主义会有过极苛刻的批评。在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想到孙文所说，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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