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了，亏得设计师在上面缝了这么多的大口袋，多少筹码都装得下。我们在不同的赌场都和赌档老板或赌场经理以及演出队的女演员喝上两杯。他们全敬科里为贵宾，都有关于维加斯的趣闻可以说给我们听。回到桑那都大酒店，我在出纳的柜台上把筹码推过去，取回一张15000美元的收据，小心地把它夹在钱包里。整个晚上科里一直陪着我，我一分钱都没有赌过。
“我想小赌一会儿。”我眼睛看着赌场对科里说。
科里狡黠地笑着说：“手痒了吧？如果你输了500美元还不勒马，我就把你的手臂打断！”
在骰子赌档，我掏出500美元的钞票换成了筹码，下了五美元的赌注，而且赌一切号码……我又回到了三年前那种赌的循环，从骰子档赌到21点档，又赌到大转盘档……轻松、自然、梦幻一般的小赌，赢了输，输了赢，玩着百分比的把戏，直到凌晨一点，我掏出2000美元买筹码时，科里就像尊保护神似地站在我的旁边，一言不发。
我把筹码放进外套口袋，走到出纳柜台，把它们都兑换成现款收据。科里倚在空荡荡的骰子桌旁，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干得好！”他舒了口气。
“我是魔法师墨林，不是那些臭赌棍！”我好不得意。确实如此，赌博时，我没有了以前的激情和冒险的冲动。我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已经储够了买幢房子供全家安居的钱，还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测之需，每个月都有数目可观的收入。我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正在从事着第二部小说的创作。赌博充其量只是一种消遣，仅此而已，整个晚上我只输了200美元。
科里陪我在咖啡厅吃汉堡包。喝牛奶时，问我：“白天我得上班，我能否信得过你不再去赌？”
“你放心，”我嘴里塞满了面包，“我忙于跑遍全城买筹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准备一次只换500美元。”
“那倒是个好主意，”科里放下喝完的牛奶杯说，“这座城市的联邦调查局密探比赌场的发牌员还要多。”
他停了好一会儿，又问我：“你肯定不要找女人陪你睡觉吗？我认识不少美女。”他说着就拿起咖啡厅单间里的电话准备拨。
“不，我太疲倦了。”这是真的，现在是拉斯维加斯时间凌晨四点，我的生物钟还停留在家里的时间中。
他对我说：“那好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哪怕来消磨时间和闲聊也行。”
“好的，如果有必要，我就会去。”我答应他。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才醒过来，打电话给维丽没人接，当时是纽约星期六下午三点，维丽可能带着孩子们去了她父母在长岛的家，于是我往那里拨。她父亲接的电话，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明显在怀疑我去维加斯到底干什么。我解释说为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搞调查研究，但是听得出他对我的话始终半信半疑。维丽接过电话后，我告诉她我准备在星期一飞回纽约，并且直接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家。
我们在电话里只谈些夫妇之间的家常话，我不喜欢在电话里交流思想感情，我还告诉她为了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不再打电话给她了，她表示同意。其实我知道她第二天还会呆在娘家，我主要是不想往那里打电话。我也很清楚自己不喜欢她回娘家是一种幼稚的嫉妒，但是维丽和孩子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属于我的，除了阿迪，他们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愿意和外公外婆共同拥有他们。我知道这些想法都很愚蠢，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打算再给她拨电话，况且这次分别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是两天罢了，有什么事她完全可以给我打电话的。
白天我光顾了全城的赌场和“联合木屑厂”，在每一处都把200至300美元的现金兑换成筹码，偶尔也赌上几美元才转到别的赌场去。
我沐浴着维加斯那干燥灼热的沙漠之风，一间一间赌场地走，乐此不疲，直到黄昏时分才到一家餐厅吃中饭。邻近的桌旁有一些漂亮的妓女在上班前填饱肚子，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全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其中两个穿着骑士式套装的姑娘笑闹起来就像十几岁的男孩子。她们压根就没有在意我，我也装着不注意她们，但又忍不住偷听她们的谈笑，而且听到她们有好几次提到科里的名字。
饭后我坐出租车回桑那都大酒店。维加斯的出租车司机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这位司机就问我要不要异性服务，我谢绝了。下车时，他还向我频频推荐一间驰名的中式餐厅，并且祝贺我白天过得愉快。
在桑那都大酒店，我把从其他赌场买回来的筹码兑换成现金收据并夹在钱包里，一共积聚了九张这种单据。我只剩下一万多美元要兑换了。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口袋里的现金掏空，将这些钱统统放进便装上衣的口袋里，它们全是百元钞票，分放在两个长长的白色信封内，然后我手挽着赢家外套到科里的办公室去。酒店的整个侧翼都辟为办公室，我沿着长长的走廊，穿过上面标明“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步行通道，来到了顶层中间那个门上嵌有“总裁助理”字样的大套问。进门的第一层是办公室的外间，坐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听我自报了姓名后，她按了按里间办公室的铃，并在对讲机前做了通报。科里冲出来和我握手拥抱，他的这种崭新的个性举止使我很有点接受不了——太夸张，太戏剧性了，不像我们以前的关系那么朴实无华。
更显得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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