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
“你的档案里有获得铜星的记录，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在他胸前的缓带中，有一颗银星和一颗紫星。
“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战斗勋章，”我对他说明，“我是因冒着炮火把法国平民撤离出去而得到奖励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一个德国鬼子。”
少校颔首表示理解，并说：“功劳不大，却比那些小子干得强多了。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好吗？”
“谢谢！”我感激地说。
我站起来正准备离去，少校突然气愤地咕噜道：“那两个杂种居然向我提问题，我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他们以为我也卷入了这种勾当！”他又甩甩手，提醒我说：“别大意，得留点神！”
做一个业余的罪犯真是得不偿失，就如电影中的杀人犯受到心理折磨一样，我对身边一些事情的极端反应也几近于神经质：每当我家的门铃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响起来时，我都会胆战心惊，总以为是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捉我了，而往往开门后才知道要不就是某个邻居来借东西，要不就是维丽的朋友来串门解闷。在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周来几次，通常还带个年轻人来，很明显，他们是让带来的人认证我的，我估计他们全是那些花钱参加了六个月服役计划的预备兵。有一次，汉南跑来聊天，我下楼到自助餐厅为他和少校买了咖啡和三明治，三个人围在一起边吃边聊，汉南用非常随和的语气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墨林，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愿意把你投入监狱，但你得明白，我已经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了。我总是想，这有多可惜，如果他们能为自己想想也就不至于此了。”
少校靠在椅子上观察我的反应，我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地继续吃我的三明治。我的信念是对这类话根本无须理睬，答腔只可能导致一场关于收受贿赂的广泛的讨论，而在这种漫无边际的讨论中，我可能会说出一些有助于调查的事来，所以沉默是金，缄口以对才是上上策。
吃完三明治，我抬头问少校能否再请几天假陪我妻子去购圣诞礼物。办公室要干的事不多，又新来了一个取代弗兰克-埃尔克的平民职员，我不在时，他完全能管好公办室的那摊子事。少校准假，汉南不敢反对。他那番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的言论实在是愚蠢透顶，他的年纪这么轻，怎么都不可能把许多坏人或好人投入监狱。我认定了他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而不是一个即将把我投入监狱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我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第一个被他投入监狱的人。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汉南就告辞了。少校带着新的敬意看着我说：“即使他们无法给你定任何罪名，我都建议你找份新的工作。”
维丽从来都极重视圣诞节，平日再拮据，也要买圣诞礼物给父母、孩子们、我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今年圣诞节她手头的钱比以往哪一年的都多，于是为两个男孩买的自行车早已藏在壁橱里等着让他们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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