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深受教育，但他仍然不无迷惑，书记讲得太像《人民日报》社论了，他还没有那个一接触社论就联系得上家乡的实际的水平与思维习惯。而只要一提到家乡伊犁，他马上想到的是绿洲，是果园，是奶牛，是花头巾，是唱歌，是伊犁大曲，是土造啤酒，是俄式四轮马车狄西罗，是小伙子们的放肆的狂笑，是夏牧场上的哈萨克牧民帐篷和他们酿制的酸马奶……他想象不出伊犁是如何变成了国内外政治角斗的前沿杀场，到处是明枪暗箭、火并死掐、硝烟四起、不共戴天……
是的，他全然没有料到，当他这一次重又踏上家乡的亲爱的土地的时候，在不知第几百次高谈阔论了伊犁的得天独厚的奶油与蜂蜜之后，紧接着迎接他的竟是稀少的行人、萧条的市面、紧闭的门窗、惶恐的目光，还有乌尔汗的那摧肝裂胆的惨叫！人们不是都说，伊犁人是最乐观，最少忧虑的吗？不是说，伊犁人哪怕只剩下两个馕饼，也还要拿出一个当作手鼓敲打着起舞吗？解放十多年了，人们都相信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繁荣，如果有什么困难麻烦，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插曲，转眼间一切都会是美妙无比。在解放路的街心，不是总有穿着彩色的连衣裙，系着争鲜斗妍的各色头巾的姑娘们挽着手臂，唱着歌儿行进吗？在西沙河子的林阴道上，不是总有摇响着脖子上的铜铃、甩动着耳边的红缨的四套马拉动的俄罗斯式四轮马车，载着刚刚喝完喜酒的欢歌笑闹的人群欢天喜地、风驰电掣而过吗？这个一年四季，室内室外，到处是鲜花和绿茵，到处是瓜果的甘美、油肉的丰腴、酪奶的白嫩、醇酒的酣畅的地方到底遇到了什么灾祸？
乌尔汗渐渐睁开了眼睛，僵硬地弯曲着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她茫然看了伊力哈穆一眼，若有所思。一滴浑浊的、大大的泪珠，停留在她的眼角上。
“乌尔汗大嫂，告诉我，您怎么了？”
“早晨，没有把孩子交给我……上车的时候……波拉提江……丢了。”乌尔汗用微弱的声音好不容易才答了这么几句。
戴羊皮圆帽的老人走过来，向伊力哈穆介绍说：“早上，去霍城清水河子边界的班车，都是些要到那边去的家伙，秩序混乱极了。车开了，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哇哇哭叫着‘妈妈！妈妈！’后来不知道被谁抱走了。这大概就是她的儿子波拉提江吧？那时候光顾上车，不管孩子，现在又回来找来了，到哪里找去！”
“乌尔汗大嫂！您——您也想到‘那边’去？”伊力哈穆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似乎有一股寒气袭来，他盯着乌尔汗，目光里流露着惊疑、困惑，也许还有痛楚。
长久的沉默，乌尔汗闭上了眼睛。终于，她又睁开了眼，吃力地，坚决地说：
“杀了我吧！枪毙了我吧！抓起我来，鞭挞我吧！但是，我不到‘那边’去，不去，哪里也不去！”
“对呀！到哪里去？离开故乡，离开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唉……愚蠢的可怜的人哪！”老人摇着头，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走掉了。
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再多问也没有用。伊力哈穆安排乌尔汗躺靠在行李上休息，他转身向解放路派出所走去。派出所离这里不远，是当年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先生居住过的地方。宽敞的走廊，满院的树荫，雕花的实木门窗给人一种安详适意的印象。伊力哈穆进去，到了值班室，一个穿着白色民警服装的锡伯族女同志在那里值勤。
“请问，有没有人捡到一个小孩子送到派出所来？”
“什么样的？”
“男孩儿，将近六岁。他叫波拉提江。”
“您的孩子吗？”女民警严厉地瞥了伊力哈穆一眼。
“不，我刚从外地回来……”伊力哈穆叙述了经过。
“请等一等。”女民警把抽屉关好，走出值班室。伊力哈穆也自觉地抽身准备退出，女民警含笑说：“请坐，坐在这儿等吧，我问一问就回来。”女民警到各组各室问了一圈，皱着眉转回来告诉伊力哈穆：“糟糕，没有人见。请把您的地址和姓名留下，有什么消息我们再通知您。您应该批评、教育孩子的母亲，她不能这样粗心呀！”
“是的，麻烦您，再见。”
“不麻烦，再见。”
这个锡伯族女民警是这样从容镇定，和蔼有礼，使被刚下车后的意外情景搞得激动不安的伊力哈穆的心头为之一亮。他好像看到了一块在山洪的冲击下不为所动的小小的石子，晶莹透亮，沉稳有定，映射着太阳的光辉。“不，我们的阵脚绝不会被一股小小的旋风刮乱。”从派出所走出来的时候，伊力哈穆似乎踏实了些，步子也沉着了些，脸上浮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然而，仍然是麻烦。从伊宁市到跃进公社，还有十三公里的距离。下午班车的时间，已经耽搁过去了。乌尔汗像一个重病号。伊力哈穆一手夹着行李一手扶着乌尔汗，什么时候能走到家呢？正当伊力哈穆和乌尔汗在街头为难的时候，一辆新式马车——被维吾尔农民干脆唤作“胶皮轱辘”过去，此地农村多使用木轮车，对于橡胶轮胎并不多见，各族百姓干脆俗称使用橡胶轮胎的车为“胶皮轱辘”。的，随着赶车人的吆喝和刹闸的刺耳的吱嘎声停在了他们的身旁。
“伊力哈穆哥，是您吗？”
赶车的小伙子从车辕上跳了下来。他身躯健壮，四肢粗大。与高大的身量相比，他的头和脸也许显得略小了些，但是由于他的丰密的自然卷曲的头发和满脸的青色的胡子茬的弥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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