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乌甫尔没有正面回答，继续说，“更气人的还在后头，听说公社有人考虑我长得这么黑，不一定是维吾尔人，说不定是外来的阿富汗人或者巴基斯坦人血统。说是我最好写个自传，把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来历写清楚，当然，能往上写得更多更远就更好。还让我表个态，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我……我……”乌甫尔气得口吃起来，他大睁着眼睛说，“我哪里会写这种自传，哪里用得着表这种态！我的天，我成了阿富汗人，我老婆成了苏联人，我还当什么队长！”
“谁说的？这是谁说的？这是哪一个在挑拨离间？谁告诉你要写自传，要表态？谁告诉你公社对你的来历有怀疑？你怎么信这种话？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里希提气愤地、连珠炮般地回道。
“不是阶级敌人……”乌甫尔摆摆手。
这时，莱依拉和孩子们进来了，里希提暂时中止了谈话。
喝过茶以后，里希提问莱依拉：“木拉托夫拿来的那封信，你看了吗？”
“我大概扫了一下。”莱依拉答。
“信上有没有肖盖提的签名。”
“有的。”
“有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信上提到我的时候，只说是我的女儿。”
“木拉托夫你们过去打过交道吗？”
“没有，从不相识。”两个人同时断然回答。
“这封信有没有可能是假的……你们难道没有想到，有这种可能，有人故意扰乱人心……”
“我想到了，”莱依拉说，“后来我们也一再谈论，说是真的吧，这太突然，即使有这么个肖盖提爸爸，他又从哪里知道我们的情况呢？苏侨证也带来了六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说是假的吧，不要说我的身世了，就是肖盖提这个名字，我们也从来不向任何人讲，木拉托夫又哪里伪造得出来！这使我们惊疑万分。”
“我看，这里头有可疑的地方！”考虑了一会儿，里希提肯定地说，“你想，既然信上没有写收信人的名字——事实上即使有这么个肖盖提老爷子也不可能知道你的名字，木拉托夫怎么确定信是给您们家写的，木拉托夫又怎么知道信上说的我的孩子指的是您们？甚至于，这个肖盖提怎么能断定莱希曼妈妈怀的孩子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呢？您母亲原籍是精河，她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来到伊犁，那个所谓的肖盖提，又如何知道你们在这一带，甚至知道你们的地址呢？解放已经十几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又多少听到了你们的一些情况，又如何能够不与你们取得任何联系却突然给您们办理起侨民证来？所有这些都说明，这封信说不定是伪造的，这个肖盖提也说不定是伪造的。”
“谁？谁能伪造出这样的信件？他要干什么？”乌甫尔喊道。
“谁？坏人！一个对您们的事知根知底的人！”
“对我们的事知根知底？这能是谁呢？咱们村里的人？咱们村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的事，喔，会不会是马尔科夫？”
“马尔科夫了解莱依拉的身世吗？”
“您知道，马尔科夫从来不与任何人来往。但是他在伊犁河边居住多年，会不会听到过点传言呢？”
“也……可能吧。让我们再想一想。但是，我首先要问你的是，乌甫尔同志，就是这样一封相当荒唐，至少是让人将信将疑的信，这么一封信，就能把你们搞得惊慌失措甚至于躺倒不干吗？这，简直是缴械投降！”
“我，缴械投降？”乌甫尔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当然是缴械投降，喂，乌甫尔，喂，乌甫尔，您怎么是这样的啊！”里希提不满地摇着头，“您自己说，敌人为什么要捏造这样的信？”
“捣乱……”
“捣什么乱？他们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敌与我、是与非、真与假甚至于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界限搞乱，乱了，他们以为就可以颠覆我们。乱了，就可以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统一。而您呢，正是在这样的关头适应着敌人的需要做事。”
“什么？我适应着敌人的需要？”
“什么我老婆是苏联人……不信任我，我不能当队长，”里希提学着乌甫尔刚才的腔调，“简直成了应声虫！”
“我是应声虫？您是想吓死我还是气死我呢！您里希提书记说话也这样冤枉人！”乌甫尔恨恨地砸着自己的胸脯，叫了起来，“书记，您又不是不知道，对于咱们共产党员来说，站对立场有多么重要！重大的政治斗争，国际斗争，阶级斗争，立场错了，咱们就全完了，立场可疑了，您成了政治上的嫌疑犯，您还想怎么活下去呢？别的我都可以忍受，政治立场与政治身份的罪过，我可是受不了啊。”
“……也怨我工作太粗糙了。我怎么不知道后来的这些情况！”里希提转而责备自己。
“怎么能怨您？您已经一个月没到庄子来了。谁不知道您在县上开了会，又上山去牧业队好多天……”
“问题就在这里。我应该关心咱们大队的每个人和每件事，而不是只管哪一项具体任务。”里希提沉重地检讨着自己。他放低了声音，问乌甫尔：
“您头上戴的是什么？”
“是帽子。”
“帽子下面是什么呢？”
“是脑袋啊！”
“您长脑袋是干什么用的？乌甫尔同志！”里希提拉长了声音，“党教育了我们十几年，每天都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武装自己的头脑。可我们头脑里的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什么叫做气死，吓死？生气，是肚子的事情新疆人称生气为“肚子胀”。思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这才是脑子的事情。”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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