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何况这种错误并不能完全算在他个人的账上。
如果章洋的错误在于夸张、过火、大帽子压人，置人于死地；那么，他就更应该注意分寸，适可而止，与人为善。
沉默了很久，他蓦地站了起来，立得直直的。他觉得全场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他又听到许多女社员“哎斯大依卜拉维吾尔人特别是妇女叹息时爱说的一句表达惋惜的话，有时作“斯大”。”的叹息。有一个老年妇女的类似哭泣和呻吟的声音，像是胃病的严重发作，这个痛苦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章洋掏出了手绢，擦了擦额角和手心，他被自己的强硬斗志所感动，他满意于自己的威风与狠辣，原来给旁人扣政治帽子能带来这样大的快感，他过去怎么不知道呢？他宣布：“现在请尼牙孜同志发言。”
这就是章洋谋划已久的“小突击”。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又叫做“有枣三竿子，没枣三竿子”。据说，在运动初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打掉四不清干部的气焰（如果对方并非四不清干部呢？）。而且，用这种办法能发动群众！
明白了，有人认为，群众跟的是气势，是嗓门，是帽子，不是真理。
对于这种凡干部皆不清的性恶论和建立在这种人皆有罪的理论上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突击，尹中信已经表示了不能同意。当然，他也无法彻底否定这种做法，因为这根打枣树的竿子并非来自章洋。
在发生尼牙孜被打一事以后，尹中信是这样交代给章洋的：“要调查清楚，不要偏听一面之词，如果他的挨打确实带有政治报复的性质，当然要严肃处理。”
章洋抓住了“当然要严肃处理”几个字，而把尹中信提出的前提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他召开了这次“小突击”会议。他还有一种心理，开晚了会被领导制止住，他所欣赏的这种挥竿打枣的活动也就不能在他的治下举行了，那将造成多么大的缺憾。他知道咱们的领导是很强势的，但是他也知道越是强势的领导越忙碌，他们不可能代庖一切，如果你自己坚持，如果你的斗争气势饱满，如果你的呐喊的声音足够响亮，领导完全可能跟着你走，至少是默认你所做的一切，从此你也就成了大拿，成了顶梁柱。不是每个人都当得成列宁、斯大林、晁盖或者宋江，但是你总该以斯维尔德洛夫、日丹诺夫、林冲与武松为榜样。林冲对王伦展开小突击，是他自己的决策。武松血溅鸳鸯楼，也是他姓武的大突击。所以他章洋说开就开，根本不通知领导。章洋这种易于偏执的人的特点是他下要运动群众，上要带动、推动，说明白了就是挟持领导。领导对一个小小的伊力哈穆能说什么，还不是得听你的？领导要说话吗？好的，我给你起草讲稿，您照本宣科还不行吗？
谁知道，宣布开会之时，尹队长和别修尔组长进来了，坐到了后面黑影里。这使章洋皱了皱眉，似乎胳臂上被拴了一条绳子，绳子的一端捏在坐在后排的那两个人手里，使他觉得不能举动自如。但另一方面，他告诫自己更要精神抖擞地把打枣活动开展好。
可惜，尼牙孜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一句话重复好几遍，令人生厌。在章洋面前，尼牙孜口若悬河，妙语生花，他不愧是用舌头攻占城堡的好汉。而现在怎么是这么一副窝囊样儿？其实，这也不奇怪，货卖与识家。赏识唤醒着灵感，而怀疑与打量扼杀着才能，这是个人与世界互动的定理。这条规律对于尼牙孜是分外有效的。
“完全是胡说八道！”尼牙孜说完以后，从最后排站起一个人，他大声说。他就是艾拜杜拉。“你说是我打了你，请问，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打的？怎么打的？有什么证人？既然是我打的，你为什么对救了你的新生活大队的民兵排长却说是自己摔的呢？再请问社员同志们，尼牙孜您也说一说，我打过人吗？说谎也总要沾点边儿呀！”
章洋一怔，本来，他已经布置了何顺把艾拜杜拉找到一边去个别谈话的，这个该死的何顺怎么又把他放到了会场上呢？
尼牙孜定了定神，这些问题他倒是事先进行了多次准备，他说：“是你打的我。就在前天晚上，天黑以后，可能是九点多，也可能是更早或者更晚，你一鞭子抽倒了我，跳下车来照着我鼻子就是一拳，打得我鼻子出了血，门牙也活动了，我疼得昏了过去，昏了以后你还怎么打我我也就不知道了。那是在新生活大队过来一点那个坟圈子边上，旁边一个人没有，真有人，你还敢打吗？至于新生活大队的民兵排长，他是你的朋友，我敢告诉他是你打的吗？不信问问马厩的饲养员，那天你是不是回来得特别晚？为什么回来得晚，就是因为你打了我？”
“好！”章洋心里暗暗赞道，“像这样还差不多，再像刚才那样窝窝囊囊，可要把人急死！”
尹中信动了一下。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拿着那张纸似乎在犹豫。后来，他把纸又夹到了笔记本里。
“我再问问您。”艾拜杜拉问道，“那天我赶的哪辆车？拉的什么东西？套的几匹马？”
“拉肥料嘛，胶皮轱辘车嘛，两三匹马嘛。”尼牙孜顺口回答。
“错了！恰恰那天我没有去拉肥料而是给大队拉的胡麻渣。套的不是胶皮轱辘而是四轮槽子车！”
“天那么晚了我哪里看得清！”
“你要老实一点，”章洋指斥艾拜杜拉说，“到底是你审问他还是他审问你！”
“谁有问题就应该审问谁！”伊力哈穆实在忍不住了，他参加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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