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顶的负责同志，他参加了全体会议，并且准备讲话。章洋看准了机会，要求发言。
章洋当着县工作团领导的面，宣读他连夜写就的长篇材料。另外两份材料，包括泰外库写的维语原稿和译稿，他拿起来让大家看了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念了，”他说，“这里有细致的罪行材料。但是尹队长批评我们，说我们颠倒了是非。不，我们没有颠倒，事情是尹队长包庇四不清干部。上级已经多次指出，在四清中，右倾是主要危险。即使是尼牙孜被人打的问题，我看也还不能说就是尼牙孜诬陷伊力哈穆，退一步说，也是各有各的账，首先是伊力哈穆迫害了尼牙孜才引起尼牙孜的报复。让我们对照文件材料来衡量一下尹队长的讲话吧！”
章洋的发言使与会者吃了一惊。虽然大家不了解七队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章洋的气势汹汹的样子，他扣到尹中信头上的“右倾”“包庇”的大帽子，还是很有些威慑力。人们的目光不由得集中向尹中信。
尹中信在自己的长期的革命经历中碰到过不止一个章洋这样的人，他们一知半解，却自以为唯有自己是最革命的。他曾经引导过好几个这样的青年同志去接触实际，去逐步克服那种主观片面、华而不实的毛病。章洋的不同点在于他不接受任何引导，不接受批评，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反扑过来了。
这是为什么？泰外库的控告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在给他提供炮弹呢？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呢？显然，仅仅从下面，从农民当中找原因是不够的。
在没有弄清泰外库的事情以前，尹中信不想再在会上与章洋纠缠七队的具体问题。他考虑，总结会议的时候再次强调一下调查研究与依靠群众，而把七队的事情暂时摆起来。
但是，就连这个比较和稀泥的想法也没能够实现。因为，县工作团的领导说话了，这位领导讲话的调子是对章洋的极大支持。他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大意是说，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当然是对的。但讲这两条要看时机：现在是运动初期，过分强调实事求是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过分强调依靠群众就会发现不了真正的积极分子。他肯定说，“小突击”的做法是经上级肯定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凡是农村干部，都应该加以审查考验，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小突击哪怕是大突击吗？还怕党的考验吗？
……如此这般，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尹中信没有再讲话。开惯了每一次都得出明确一致的结论的会议的工作干部们，大都感到茫茫然，惶惶然。
秃顶宽额的县工作团领导同志要去了章洋的材料。三天以后，这份材料摘要刊登在县工作团发行的《四清通讯》上。
尹中信被叫到县上参加团部召集的工作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个会上，尹中信被说成“右倾”的典型，受到了批评。
尹中信的思想越来越沉重了。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什么一强调这两条就成了“右倾”呢？不调查研究，不分清是非敌我，见干部就“突击”一下，这算什么样的“左”呢？这简直是孩子们的游戏，一会儿你演汉奸，一会儿他演国民党特务，大家轮一遍。尹中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许多的成功和失败教会了他，一定不要被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言过其实、吹牛放炮、强词夺理、矫情做作、语出惊人、天花乱坠、以气壮势、以势压人的一套货色所唬住。实践证明，往往还是那些平易近人、符合常识、符合人们的正常的思维规律的东西更正确一些。解放战争期间，部队进行三整三查，他那时担任一个团的副政委。下边有一个营，营教导员是一位章洋式的人物，连长相都很相近，说话结巴而又性急。几天之后，他汇报说他们营里搞出来了派遣特务若干、逃亡地主若干、隐瞒历史和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若干……比例数字高得吓人。这位性急而结巴的教导员以此为成绩，大大地卖弄了一番，甚至卖弄得使其他几个营觉得自己营里没搞出统字号人物指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颇有些脸上无光，低他一头。尹中信却不相信他的汇报，他不相信这种玄而又玄的事情。他带领团政治处的两个干部到那个营作了调查（当时师里有个别领导很欣赏这个营的搞法，已经准备推广那位教导员的经验了），克服了种种阻力，他终于弄清了，那位教导员是用我党所决不允许的“逼供信”的方法来“搞出”那些“成绩”的。再深一步了解，恰恰是那位性急的结巴教导员，历史上有一些遮遮掩掩的事情，唉，越是自己心虚，搞别人就越是急火攻心，偏激得发疯。
尹中信深知，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队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投机性、狂热性往往也反映到我们的队伍里。他见识过不算太少的这样的干部，要什么有什么，上级要先进人物，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先进人物。上级要阶级斗争的动向，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有动向的阶级敌人。上级刚开会推广某个经验，他就总结出学习这个经验的经验来。上级让他调查某项措施的优越性，他立即可以总结出十五至二十条优越性，还有群众的反映、有俚语方言、有顺口溜，证明除了敌人人人拥护这项措施。而当上级决定改变或撤除这项做法的时候，他立即毫不脸红地又可以总结出十至十五条发言证明改变或撤销这项做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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