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此后对制成品无法过问。这也就是马克思学派。陶蒲自称属于此掀。第二派着重资本主义的精神，亦即新时代的资本家将存积资本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并且赋予以虔诚的宗教性。还有一派则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上本就预备对付遥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产者的业务。
但在现有的著作中，没有一派的理论可供我们全部观摩借用。因为许多理论并不合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及地点，对一般读者说来，沉缅于这些理论可能始终不得要领，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业资本之形成时，承袭马克思的说法，指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匠工扩大了本身行业的制造。他们阶手胝足挣积了资本成为资本家，开始雇用劳工，创造新局面，通常是前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商业资本投入制造，压制生产，使物以稀为贵，而大规模的赚钱。他们也不愿意高度的分工合作，于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资，总之就是反动。作者根据英国在16、17世纪间不同的行业，提出无数例证。但是在初期存积资本的过程中，工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工。即算作者所举例证全部确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前进的工匠与顽固反动的商人皆经过市场的测验和时代的淘汰，有的歇业破产，有的臻荣日上。今日尚待开发的国家，百事待举，亟需将廉价的劳工投入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眼看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身和劳动者的利益，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业家的家庭环境背景和阶级出身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来说，刻下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性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raiders）。他们靠游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bonds），将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道其经理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有的出卖，有的加强，只顾刻下的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进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伦理（protestant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non－comformist）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hial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体。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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