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bishop，no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造”（free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extensionof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Coun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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