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道（St．Bernard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shamefulglory）。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de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