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oundage），亦即船钞以吨计，进口货物以磅计，每年约可征收20万镑之数。但国王之开销，在17世纪初年之平时，也需50至60万镑。如果爆发国际战争，则军费一项动辄100万镑。英国此时仍无常备军，海军之组织才刚有头绪，所以王室的财政主管捉襟见肘，经常负债100万镑以上。也有人说国王生活奢侈，对宠信的人赏赐过度，不过这些指责不能否定其背后的一个事实，即：财政组织过于陈旧，无法融合于政府的功能亟待展开的时势。
伊莉莎白在位之日，只授权议会讨论财政税收，大凡宗教与外交事宜由其全权处理。一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权力大减，国王因财政问题召开会议时，议会往往在答复国王财政需要之前，质问其行政方针，而在争辩时提出宗教与外交事宜。这一方面固然是詹姆士父子不得人缘，一方面也显示时代已变，17世纪英国已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其臣民已不再漠视这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事体。
17世纪也是清教徒活动的时代，世纪一开始，英国的国王、英格兰教会和各大学站在一边，议会与清教徒在另一边形成对立。可是一提到这题目，历史家就感到困难，因为清教（puritanism）本身是一个不容易捉摸的名词，即专家亦称其“靠不住，无从证实”，有些人又认为它是“高利贷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的泉源，其潮流则可以领导进步之民主及社会之骚乱”。诚然以上情形都在英国之17世纪发生，可是说者却不知如何将这些互不牵连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陶尼曾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是以人类各种活动与利害构成一种价值上的层级系统（hierar-Chyofvalues），经济只是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在这系统之最高瑞，则为宗教。读者仍不免感到茫然。
在这情形之下，最好把视界放宽，首先承认人类是一种宗教的动物。这里所说的宗教，是广义的宗教，包括有形与无形的组织，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括着人生最后之目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导引出来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不妨以宗教视之。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它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即不失其为广义之宗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我也记起中国内地，民间在房屋阶檐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即已是民国二十多年，祀奉未绝。成婚时男方仍用红纸大书“文王典礼”，丧事虽用佛教仪节，其“披麻带孝”，仍是按专制时代的规定。这时候我再读明史里面考察地方官的条例，就轻易地察觉他们注重各官移风易俗的能力。嘉靖帝朱厚熜因不承认自己承继于弘治，尊奉本身亲生父母，而引起群臣反对，几乎酿成宪法危机。而明清的刑法仍沿袭汉唐，以“五服”之亲疏，作判断的标准。民国初年军阀通电全国，其文辞仍以“全国各父老”开始，鲁迅和陈独秀反对的即是儒家思想的滥用。即使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与西方新闻界发生冲突时，也仍有儒家的“来百工柔远人”的集体观念和基督教所表彰的个人主义两不相让的形势。即是西方人描写中国人的小说如《大地》（GoodEarth）及《夏威夷》（Hawaii），也仍以子承父业的习惯在血缘关系之中得到永生的不朽作题材。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在以上各种事迹中不断重现。尼克松曾说：中国人动辄设想千多年，西方人只顾及几十年，实有其道理。
这后面的一个原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能全凭铁掌操纵。即算兴文字狱、主持特务政治，也要主持裁判的法官和特务的爪牙相信他们自己的工作具有社会价值。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随时鞭策、到处监视。其所遵循的法则，必有幕后之协调。这种力量，即是我们所述的广义宗教。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严格言之，不外各分等级之士地占有人因袭其社会地位，长期保持其经理的体制。下层政府与各封邑领主之家室不可区分。而朝代国家的办法，是领士可以远隔而不相关联，其人民包括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语言（百年战争即是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企图掌握法国之诺曼底；迄拿破仑崛起时，英王仍自称兼法国国王）。于是宗教更形重要。当时全民属于教区（parish），向教堂付什一税，教堂有养生送死、登记各人之出生与婚姻、遗产继承及其他民事之凭藉，也可以惩戒信民。礼拜缺席的信民尤要被罚。所以教堂不仅为变相的政府，其功效尚超过一般之政府。
17世纪英国之内忧外患，宗教事宜没有着落，也是其中因素之一。一个世纪之前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已经将罗马教廷之信用戳穿。可是路德所提信民即是长者说以及加尔文之命定论破坏了整个基督教1000多年来的组织系统。基督教凭的不是中国人在血缘关系里获得永生，而注重个人的赎身超度（redemp－tion）。也可以说是通过一种神秘解释，在个人与神的关系中获得精神上之永生。可是良心之自由（freedomofconscience）全系个人之事，没有外形的协定，是故宗教失去其一般性和社会性，也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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