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我们同样表示感谢和欢迎。因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美斗争是互相支持，彼此呼应的。对老挝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对越南的援助。”
矛盾解决了，以外交部名义呈送的文件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但他心里明白。一旦工作组进驻老挝，必不可免地又将同越南同志产生各种新的矛盾。在抗美援老这一大的斗争目标下，如何正确处理解决兄弟党之间的矛盾，是个政策性极强又必须有高度灵活性的复杂问题。
派哪个同志呢？周恩来思考着，从窗前踱回桌案前，在椅子上重新坐好。他沉吟着，连卫士替他重新将毛毯盖在腿部都全然不觉。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段文字上：“选调1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全军少将有2000余名，基本都具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的能力。可是“有战略思想”这一条，却并非每个少将都具备。没有战略思想，就不可能处理好中越关系……周恩来的手缓缓伸向前去，抓起毛笔，在墨盒里一下又一下地蘸抹。他那威武英俊的浓眉毛轻轻耸了耸，这是拿定主意的象征。是了，工作组要派，这一条是决定了的，无须犹豫。选派组长的标准也是适当的。具体人选，还是多听听然后再定。
周恩来手中的毛笔终于落在文件卷首上：拟同意报告所提意见。送刘、邓、贺、修权同志审阅退外交部办。
1963年10月24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身材魁伟、举止敏健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走进西花厅。这位精力过人、忠诚过人、热情过人的将军，无论负责公安部还是负责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工作，都表现出超群的胆魄和惊人的意志力、坚定性，并以其顽强的开拓精神而享誉全党全军。他治军严厉，对敌狠。老同志讲：”他常咬着牙说话。”在镇压反革命，稳定和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时期，他的名字使一切敌人听了都要发抖。
到了60年代，在群星灿烂的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已经被普遍认为将担负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了关系全党全军的重大决策性工作。
然而，他在总理面前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当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相遇时，立刻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报告：“总理，我来了。”
“瑞卿同志，请坐嘛。”周恩来颔首微笑，伸手示意。
“请总理审定。”罗瑞卿双手呈上一份密封文件，而后在沙发上缓缓坐下。他的身体坚挺而稍向前倾，显得恭敬，并且便于随时回答总理的询问。他表现出的恭敬绝非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而是从内心对一位睿智、英明、高尚的兄长的折服。从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山的星星之人到延安的火热战斗；长城喋血。中原逐鹿、大江饮马无数次血与火的拼博，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他感受到了一颗心：晶莹加玉，光彩照人。他领略到一种胸襟：博大宽厚、包容百川。在周恩来那伟大人格之光的辐射下，就连他的敌手也不能不肃然起敬。
周恩来审视着总参谋长呈送的文件，目光在文件上的几个名字间游移。他拿起一只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用笔端敲打桌面。他在权衡，在比较。
片刻，他似乎想定了，在一个名字下轻轻划了一道红线，抬眼望着总参谋长：“瑞卿同志，你看让段苏权同志去怎么样？”
罗瑞卿会心一笑，点点头：“我看可以。他是红军干部。
既有根据地建设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也长期主持过一个方面的全盘工作，我看行。”
周恩来手中的红蓝铅笔继续停在段苏权的名字下。那一刻，他没有言语，眼前却出现一个形象：他个子不高，外貌不是那么显眼。众多的将军们聚集一堂时，也许淮都下会多注意他一眼。是的，他不是风云人物，不喜欢出头露面，一切作势作态的派头都与他无关。然而，有生活阅历和斗争经验的人都不难从他朴拙的外形中发现一种内在的既坚定又温和的深沉感情，也可以从他那严肃持重的眼神里感受到深藏的镇静和自信；你还可以从他那谨慎缓慢的举止中体会出能够忍辱负重的精神和坚韧下拔的毅力……那是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署关于停止国并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据此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也开始办公，并派出若干军事调停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为便于工作，中共中央特别授衔了一批将军。上将一人：周恩来。中将：叶剑英、李先念、彭真。少将：陈伯钧、黄镇、耿飙、陈庚、伍修权……其中便有29岁的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对于这批我军最早授衔的将军，周恩来都是熟悉的。
不过，周恩来对段苏权还有另一方面的了解。
“1948年4月，主席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县陈南庄。主席曾派专人专车去请一位先生。信中说：‘3O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祟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主席信中所说的先生，你知道是谁吗？”
周恩来回忆着询问。
罗瑞卿不明白总理何以岔开了话题？迟疑一下，说：“总理是指蓝老，蓝公武吧？”
周恩来点头：“主席把蓝公武接到温塘去洗温泉，一住7天，畅谈天下大事，特别对于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悉心听取了蓝公武的意见。分手时，主席请他出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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