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zheng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在谈话手册里，我们可以读到：（一八一九年份的）"欧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没有金钱没有银行便什么事都不能做。
""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得，什么也不曾忘记。""五十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一八一九年他几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然声言："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
"那时他正写着《Ｄ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的宗教感应是极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很大胆地抨击他的zheng府之fu败。他特别指斥几件事情：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繁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权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
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申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一八一七年到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zheng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
他说：'你们英国人，你们的脑袋的确在肩膀上。'"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行瓜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左右天下之志。对于奥国内部，厉行压迫，言论自由剥削殆荆其时欧洲各国类皆趋于反动统治，虐害共和党人。
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到处有蠢动之象。一八二○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其端，一八二一年的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降至一八三○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一八一四——一八三○年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
读者于此，必须参考当时国际情势，方能对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价准确之认识。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例如侄子之自杀。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
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一三○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舍勒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
他不相信死。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他的病有两个阶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结束的。"第七天上，他觉得好了一些，从床上起来，走路，看书，写作。
"（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环系玻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脱了衣服，身体发黄色。剧烈地泄泻，外加呕吐，几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从那时起，水肿病开始加剧。这一次的复病还有我们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华洛赫医生说："一件使他愤慨的事，使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就促成了病的爆发。
打着寒噤，浑身战抖，因内脏的痛楚而起拘挛。"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从一八四二年起就有医生详细的叙述公开发表。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
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洛亨即为韦格勒夫人埃莱奥诺雷的亲密的称呼。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地宁静，慈祥恺恻，达于极点。
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据格哈得·冯·布罗伊宁的信，说他在弥留时，在床上受着臭虫的騷扰。
——他的四次手术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潮，——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常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
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这陌生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尔姆·许滕布伦纳——布罗伊宁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时期悲惨的苦难。"贝多芬的手稿、书籍、家具，全部拍卖掉，代价不过一百七五弗洛令。
拍卖目录上登记着二五二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共售九八二弗洛令。谈话手册只售一弗洛令二十。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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