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我忍住了，胸膛起伏着，站到毛泽东面前。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塞，说不出话。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占李银桥碰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顺势扶他老人家站稳，女儿搀扶父亲一样。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大小了，用两只手方勉强握拢他一只手。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没听清。有些急，眼前也变得模糊。忙挤挤眼，求救一样去望李银桥。李银桥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饨流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他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蘑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