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偏偏这时又是我最忙的时候。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专列紧张，除保证毛泽东外，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记得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丈夫几乎一天没有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了，毛泽东忽然叫我去。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我说：“役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么。”毛泽东屈指一算，“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我懂。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一阵阵热，差点掉出泪来。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细啊！我在石家庄下车，与爱人匆匆一聚，又赶回专列。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是熟悉的。
专列有两节高级软包，一节是毛泽东住，一节是江青住。现在，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软包中，邓颖超住在江青使用的软包中。我先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
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她政治性强，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这一点与江青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江青有时很热烈，有时又很冷峻。情绪不定。那种不安定的躁动时时可以感受到。当她想表现女性的温柔细腻时，总结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
邓大姐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始终望着我，并不左顾右盼。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小姚，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
“是天津人。”我点点头。
“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
“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
“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你对天津熟悉吗？
“熟悉。我家就住天津河北区宙纬路。
“噢，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呆过……
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拉家常。告别时，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卫生，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朴实幽默，谈吐随便，言简意赅，思想特别活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坚定机智。眼睛特别明亮有神，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他心细，很注意礼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看见你大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复嘱托我搞好服务工作。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下车前，他说：“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常年在外，家庭生活少。少了就更要珍惜。要多体谅关心对方。夫妻到了一起，不要光是柴米油盐，精神生活也要丰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一道看看戏，这样感情会更深。
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便一道去看了场戏。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回来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
回到专列上，晚饭时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既然主席爱听，我就讲得很仔细，还夹带了不少议论。讲完了，毛泽东忽然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风头杈》”。我估计他没看过，还提建议说：“主席应该看看，很不错的。”
“《凤头衩》？毛泽东望住我。
我犹豫了，没把握地：“是《凤头衩》还是……〈衩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毛泽东笑了：“是《衩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衩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我听着毛泽东讲述，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又惶愧自己是班门弄斧。我连《衩头凤》都没记清，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工夫。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
1965年，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
车快到站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我怀孕了。女同志一有了孩子便不适合在专列上工作。因为有了负担，需要照顾家，不能长期在外值班。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熟悉了，他只掀起眼皮瞟我一眼，便继续在文件上写着什么，一边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我下次可能不来了。”
“嗯？”毛泽东一怔，放下笔。望住我：“为什么？”
我脸红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要休产假了。”我低下头小声说。
毛泽东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呀。事先也不知道。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他沉吟片刻。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专列上工作。我心里有个愿望，不好意思说。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我跟随他十几年，他应该想到的
毛泽东离开办公桌，踱了几步，重新望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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