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警校四年，她从来没去学校看过我，即使是毕业时，我成了优秀毕业生，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但她还是没出现，倒是我爸开车到了学校，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还请我吃了顿饭，西餐。他说我妈去了南非，他都联系不上，但是她送给我一个礼物。
是一幅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守门，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画很简单，铅笔的，画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那顿饭，我爸想要说服我，去市局坐办公室，做文职工作。我拒绝了，结果我爸提前结了账，把我扔在饭桌旁走了。
和他达成协议之后，趁他俩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搬到局里安排的宿舍。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成了一名实习刑警。开始的半年里，我参加了几次相对轻松的行动，那阵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几个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个省市，在村庄，在工地，在矿井，把逃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杀人犯带回来。
没有一点危险。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下上来，看见我们在等他，说，我洗个澡。老警察说，来不及了，车等着呢。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他的头发上都是煤渣，我年少时的玩伴，随便哪个，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他说，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
老警察说，让他们去看你吧。在奔机场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早来就好了，我把那娘俩坑了。2007年9月，我正式成为刑警，出警时可申请配枪，若是要案，可随时配枪。9月4日晚，和平区行政执法大队的一个城管，喝了些酒穿过公园回家，遭到枪击，尸体被拖到公园的人工湖里。
市局的刑警开了动员会，骨干们又单独开了案情分析会，这是这个月里第二个遭到袭击的城管。第一个被钝物砸中后脑，倒在自家的楼洞口，再没起来。我因为毕业成绩还可以，实习期间的表现也过得去，分析会时允许旁听。枪是警用手枪，子弹也是警用子弹，64式7.62毫米手枪，64式7.62毫米子弹。
被枪击的城管，也曾先被钝物击中后脑，从法医鉴定和现场分析，这一击并未致命（怀疑是锤子或扳子），他负伤逃走，袭击者追上再给予枪击。那个城管我不认识，和我也不是一个系统，但是葬礼我还是参加了。因为上面的要求，葬礼比较简单，遗像也没有着制服，而是穿着休闲装，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
作案的手枪，有记录可查，十二年前属于一个叫蒋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钓鱼行动，凶手逃脱，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脑袋被车玻璃击中后，又被钝物击打），因为是工伤，所有费用都由市局承担。
受伤时他还未成家（虽然已经三十七岁），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顾，1998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从未醒来，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那次行动的另一个后果，是他携带的两把警用64手枪，两个弹夹，一共十四发子弹，丢了。
当时的案子是一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串案，一直未能侦破，不过蒋不凡出事之后，这起系列案件也随之停止了。而这两起袭击城管的案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两个城管比较著名。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行政执法中，没收了一个女人的苞米锅，争执中，女人十二岁的女儿摔倒在煤炉上，被严重烫伤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
两人因此登上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媒，而有关部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属于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两人并无重大过失，内部警告，继续留用。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会上，会议室烟雾缭绕，主抓这个案子的大队长叫赵小东，当年的钓鱼行动有他一份，那时他的妻子怀孕待产，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二岁，念初一，而他的战友蒋不凡没有子嗣，死了近十年。
蒋父已去世，只剩下一个老母亲，住在女儿家。他每年都要去几回，局里发东西，或多或少，带过去一点。他说，没想到过去那个死案又有了活气儿。如果在退休之前，还破不了这个案子，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调查，如果在他死前还破不了，就让他儿子当警察继续破。
会议室里静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着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可是在这个案子上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想着，那两把枪里，还有不少子弹。自从参加工作之后，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发言，我说，领导，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说两句，请大家指正。
赵队说，不用客套，说。我说，我看了当年的卷宗，也看了卷宗里的现场照片，还去了事发的现场。赵队打断我说，什么时候去的？我说，前天，参加完城管的葬礼，坐公交车去的。赵队说，谁让你去的？我说，我自己想去看看。
赵队说，继续讲。我说，当年的高粱地，现在都盖上了楼，卖七千块钱一平，那条土路，已经变成四排车道的柏油路。蒋不凡被发现的草地，现在是沃尔玛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赵队说，你他妈是想干房产中介？
我说，没这个意思，我查了当年的报纸，并且问了周边的人，有一个发现，距离当年事发地点向东两站地，有一个私人诊所，是中医，十二年前就在，现在还在。我在诊所门口等了半天，问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上岁数的患者，他告诉我这里原来的大夫孙育新，曾经是工人，下乡的时候在村里跟着一个江湖郎中学过一阵中医，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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