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外国诗？哪看的，不是你自己瞎编的吧。我说：不是，在书店看的。我和我妈去市里买过书。她说，背吧，赶快，我还有事儿呢。我背道，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她说，没了？我说：还有，但是我就记到这里，其余的忘了。她说，列宁格勒是哪？我说，我不知道。她指着我，对红头发说：老肥，你听见没，这傻逼会背诗。
红头发瘦得像饿狗一样，却叫老肥。他一边打出一杆球，一边说：我还会呢，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她对我说，我进去一趟，你们俩傻逼对诗吧。老拉进去之后，老肥把杆杵在地上，对我说，你怎么认识老拉的？
我说，忘了。他用杆头指了指我，好像要把我打进洞里，说，离她远点。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个鸡巴。说完他把白球摆好，再一次错失了目标。老拉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我的钢笔和一个信封，信封上有字。她说，陪我去把信寄了。
我说，我要迟到了。我知道邮筒的位置，艳粉街里唯一的邮筒，在它的边缘，再往东，就是荒地了，我曾经远远地看过，有火车道，有土丘，再往那边不知道有什么，看不见了。我去的时候是冬天，给父亲寄信，虽然知道会被退回。
在信里我用钢笔写了我最新学到的东西，默写了圆周率的后十几位，还跟他说了光合作用的原理。那天下雪，一列火车经过，能看见车窗里的光亮，能看见有人躺在光亮里，火车好像正在逃走的房子。我在想，信是怎么寄到父亲那里的呢？
难道邮筒底下有一个管道，直接通到监狱里父亲的房间？可并不是所有信都寄到监狱去的吧，那可真的需要好多通道才行。走吧，我有自行车，很快就到，很快就能回来，她说。我说，好吧，钢笔我帮你拿着吧。她说，到那给你。
她的自行车很旧，横梁，我怀疑过去不是她的。她让我坐在后面，然后撩起裙子跨在上面，车座太高，她只好把屁股搁在横梁上，脚才能够到脚蹬子。她将钢笔和信封夹在手指里，骑得很快，路也很熟。我双手扶着车座，防止转弯的时候把我摔下来。
她的脖子后面渗出了汗珠，细长的脖子，曲项向天歌的鹅。我能看见她的抹胸在衣服里拱出一片棱，能看见她被风吹起的裙摆里，白色的裤衩。在我十二岁的这个盛夏的中午，我第一次感到身体里一束遥远的战栗，它好像暴雨前的雷声一样，由远及近，在我的身体里炸开，然后蔓延开去。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东西的实质，也许它的实质是故乡的感觉，当然这是我后来对此的总结，也许很不准确。邮筒在那，毫无疑问，它一直在那。老拉把信投进里面，用手拍了拍邮筒说，绿哥们，全靠你了。我和自行车站在一起，看着邮筒背面的那片荒地，一片齐膝的杂草，前两天下了一场暴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坑。
远处是铁轨，两头都看不见终点。老拉把自行车推到邮筒旁边，锁上，说，那头去过吗？我说，没有，那头有什么？她说，煤厂，很大的煤厂，没去过？我说，没有。她说，没人管，我去拿过煤，很禁烧，姥姥说，这煤炼钢都行。
我说，钢笔给我吧。她把钢笔举在我面前晃了晃，说，里面还有墨水，我买了最贵的墨水，鸵鸟牌，我打听过，鸵鸟牌最好。我想起母亲这时候在烈日底下卖毛嗑儿，她要当场把毛嗑儿炒熟，用铁锹一样的铲子翻检，也许不久之后，我就会离开这里，到市里去上学，住宿，不再用水井压水，而是喝水龙头的自来水。
我问，那边没人管吗？她说，我去过两次，都没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去吗？我说，我们用什么装煤呢？她说，用手，我们挑大块的拣，四只手能拿四块，回来放在车筐里。我说，我就拿两块小的。她用手推了我一把说，傻逼，说过了没人管，当然拣大的拿。
我没有想到，煤厂十分遥远。其实我应该想到的，站在没有视线阻碍的地方眺望，看不见它，那它一定是远得可以。在烈日底下，我们穿过杂草丛，穿过铁轨，迎面是一片高粱地，这片高粱地非常广大，我记不清在里面穿行了多久，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我感觉到脸上都是盐。
老拉走在我前面，步履强健，她不时用手分开高粱叶，说，这边走，你看，蚂蚱，这么大的蚂蚱。不但有蚂蚱，还有蜻蜓，黄色的是大老黄，翅膀较小，飞得很快，比较机灵；绿色的我们叫它绿豆，长着硕大绿头，翅膀较大，智商却低，它落下之后，用手可以直接钳住它的翅膀。
蜻蜓们成群在我们头上盘旋，落在触手可及的高粱秆上。可惜我无心捕获它们，我的手要留着拿煤块。从高粱地里走出去，听见有火车经过铁轨的声音，只听见隆隆的声响，听不清铁轮轧过轨道接缝的声音。一扇斑驳的铁门出现在我们面前，锁头锁住了门鼻。
这是哪啊？我问。列宁格勒，她说。我大吃一惊说，真的？她说，傻逼，旁边有字。在铁门旁边的石墙上，有四个红字，像是许多年前刷上去的，好多笔画已经脱落，不过还是能辨认出是“煤电四营”四个字。煤电四营是什么东西，我问她。
她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我问过姥姥，她也不知道。我们两个翻过铁门，落进院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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