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日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就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毛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洞……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
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
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分和权威。
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毛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毛泽东，是要将毛泽东的偏激、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惟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性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
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
西单墙从去年开春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压力，华国锋称之为“逼宫”，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日的对抗势力。
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邓小平的两下子早已经试过了，不行嘛，比华主席差远了……”
这番话讲过不久，西单墙就开始攻击汪东兴，完全是用漫骂和造谣的方式进行。由于江东兴的工作性质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聚集在西单墙下的斗士们便想出一个“宦官”的恶名，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声名扫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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