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蛋吃蛋，遇难就淡了……”
在中国，就是无数这样平平淡淡的母亲哺育出了无数轰轰烈烈的英雄。这里孕含着多少深刻的哲理，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悟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父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反动派来抄家，叔父被枪伤，父亲以“通共”被抓去。大哥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当一名教书匠，几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二哥和四哥在家乡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二哥出逃，四哥被捕，受尽酷刑，两次押赴法场假枪毙，叫作“陪斩”。他的肺被辣椒水灌烂，又患上伤寒，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又怕传染，便丢出了监狱。不想他又奇迹般活过来，以病弱之体找到了党组织，投身于抗日战争……
惠浴宇是三哥，一九二八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建国后任江苏省省长，曾到湖南，与华国锋见过面，所以华国锋称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受到两位老上级、老战友的深切关心。一个是陈毅元帅，听到消息，早饭没吃就赶来看望，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再一个是陶勇将军，听到消息便“急如星火”赶来“动员惠省长去割除癌肿”。术后，“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蜜橘送到惠省长的床头”。“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勇又不顾个人处境之艰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属部队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写心集》一书中。陆定一曾为此书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不但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知识，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我与浴宇同志相识，是在全
国解放胜利之后。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
专政”。《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写心集》的特点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写心”来作书名的缘
故吧。
自身受尽迫害，九死一生；像陈毅、陶勇这样一批最亲密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对“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对此，华国锋不难想象得出。
令人尴尬的是，华国锋必须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是伤了一些好人，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重大，而且锻炼了整整一代人。”
华国锋用他那柔软的山西腔缓缓道来，态度却是坚硬的，目光里漾出坚持原则的隽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许又看到了他的导师毛泽东，像面对托孤重臣一样深情地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就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
华国锋是心口一致地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毛泽东晚年曾说：“我搞的这一套，拿到西欧北美行不通。同样的，卡特总统搞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
华国锋坚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从辛亥革命始，建立多党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换来的只有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无权威无秩序。抗战胜利后，多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幻想国共两党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毛泽东与共产党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惊醒了这个外壳很薄的美梦。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取决于诗歌和口号，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素质。换句话讲，不是毛泽东生来喜欢“独裁”、“专制”，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他便同时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中。因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于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必然生出腐败和蜕变。华国锋还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则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泽东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他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发动群众，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来清洗这个党，以保证这个党的纯洁与活力。他生前没完没了地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就是他行动的哲学依据。
周惠默默吸烟，久久不作一声。
他对“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此时此地，显然不宜讲。何况，他并不否认毛泽东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的善良和美好；何况，作为党员，在中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马上与党的主席发生激烈争论，更何况，今天的谈话，主题决不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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