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上占主动，取“攻势”的一边。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无论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党的“九大”、“十大”，这些列席到圈子里的“新人”多是“儿童团”，今日列席到圈子里来的却是大批曾在圈子里举足轻重后被赶出圈子的“还乡团”。
对，这些“老家伙”互相串门聊天，都戏滤地自称是“还乡团”。这个不雅的名称是政治对手过去赠送的，现在他们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来。他们或在“反右”斗争，或在“反右倾”斗争，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下，决心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洗一把脸，周惠头脑清醒地走向小会议室。视觉在红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上午，在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放了一炮。刚刚出国访问回来的邓小平虽然不动声色地坐在华国锋旁边，但周惠从他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烟的姿态里，看到了一种赞赏和会意的感情流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坐在前排沙发里，各大区有两名代表坐在他们的对面。华国锋先讲了话，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而是大篇幅地讲生产。显然，经老同志们的努力，华国锋已经同意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转移”，除老同志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势所然。华国锋明白，若不作这个转移，他将失去早就厌恶甚至是惧怕“阶级斗争”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支持。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中，邓小平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请进来。
刚刚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归来的邓小平，曾下令大规模地组织派遣中共的高级干部出国访问、考查。正如他对访问英、法归来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要大量派人出国。”所有出国访问过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无不震惊：“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经济发达状况对他们长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简直是粉碎性的打击。无须讲更多的道理，那种改变路线，改变政策，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呼唤便必不可免地汇聚成席卷之势。
这样的形势对周惠来讲，无疑是赏心说意的快事。比较他在内蒙古悄悄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确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无忧虑，毕竟这种“解放”、“求实”和“宽松”尚未得到党中央的正式认可，写入决议。
中国政治的特色：只有写入“决议’的东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的事情，才能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对面的华北地区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点将：“周惠同志，你也讲讲吧？”
“不讲”周惠摆手，“段君毅同志讲得很具体了，我没什么讲的。”
“讲讲吧。”叶剑英慢条斯理说，“你是个敢讲话的嘛。”
陈云点头：“谈谈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动了，那些蓄积已久的话便活跃着想吐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对建国以来许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他经常可以见到毛泽东，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阔天空的畅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奥秘和历史。当毛泽东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到井冈山“落草”，当了“山大王”时，便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不但要组织农民，而且要宣传教育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路线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党的领袖。这条路线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农村包围城市，并终于把这个党从山沟带人城市，取得全国政权。无论在北京，长沙还是在庐山，毛泽东都曾教育、告诫周惠：“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换言之，失策就会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党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党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党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裤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