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结论，承认彭德怀对革命事业的功勋，提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审查。他的发言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对实现“转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都熟悉“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人物。当仅剩的“陈”与“邓”站到一起时，这个党内便没有谁能同其对抗
还不止于此。华国锋战胜“四人帮”，在军队凭借的是叶剑英，在国务院凭借的是李先念。这两位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的元老也坚定地站到邓小平一边时，华国锋剩下的只能是“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对毛泽东的全部忠诚不变，而逞论他人
更深入一步讲，据说江青被捕后，曾激烈地大喊大叫：“你们告诉华国锋，晾衣服杆还得两边扯呢。我在，他还可以在，今天我不在，明天就轮到他！”
毛泽东青壮年时，常讲“生命在于运动”，到了晚年，越来越多地强调“平衡”。运动员没有长寿者，长寿者都是讲平衡。政治也讲平衡，领导更须讲平衡。在意识形态上，华国锋也许可以算毛泽东的好学生，但在政治上，他还不如江青学懂了一点。
毛泽东多次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坚持革命队伍必须是“五湖四海”，不允许“清一色”，谁搞“清一色”，肯定是野心家。哪怕亲密如林彪、江青这样的人物，一旦露出搞“清一色”的苗头，毛泽东会毫无犹豫地指斥其“有野心”，给予严厉批判或处理。因为能够体现领袖权威的，莫过于“仲裁者”的地位和权力。派系和不同意见越多，越需要权威、仲裁，需要有个说了算的领袖。这一切都不属理想、信念之列，而是政治谋略、策略、手术或统治术。
当华国锋将尖锐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的极“左”一派粉碎后，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条件
当然，斗争还有，已是微不足道。无须会上唇枪舌剑，更无须暴风骤雨，邓小平只须‘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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