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源于共产主义运动所处困境。他急于找到一条出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后，当邓小平探索出这样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时，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是失败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
杨成武隔茶几坐于毛泽东身旁。茶几上有两个茶杯，一盒“熊猫”烟。
“军委碰头会怎么样”像每次见面一样，由毛泽东首先问话。
“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都拥护？”毛泽东微笑摇头，“我看有人就不拥护。”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拥护。”
“你太天真”毛泽东继续摇头，“外国有人不拥护，中国也有人不拥护。北京就有。”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都拥护。都希望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嗯，”毛泽东这一次首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主要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地点点头，“反对官僚主义、讲群众路线、民主作风、集体领导。所以呢，要再来一次延安整风。”
杨成武肃静聆听。他知道，此刻无须他多言。人都需要诉说，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吮吮下唇，吸一口烟，“延安整风搞了二三年，这次是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
杨成武感到一种心灵震颤，那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位领袖、巨人的内心世界，直接感受着这位巨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思考过程和结果。
世界上许多领袖人物都说，在对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一种“孤独感”；权力越集中，责任越大，进行决策时的“孤独感”越严重。哪怕经历了“集体研究”，最终突破的决策只能是“孤独”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孤独”就需要诉说。向信任的人、亲近的人诉说。
“天下大乱，你输我赢……”毛泽东将战争年代的童谣随手拈来，接着说，“地方党政组织瘫痪，各派群众组织为‘夺权’纷争，甚至动刀枪……靠什么稳定？”
他望望杨成武，嘴唇轻启，迸出两个字：“军队。”
“军队不能乱。”毛泽东陵地提高声音，“关键时刻军队尤其要稳定。嗯，杨总长？”
“所以有军委八条命令。”杨成武开始讲话，“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取……”
这“八条命令”由毛泽东亲自签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掰下一根指头：“要排除一切干扰，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掰下第二根指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一定要稳定军队。”
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和强硬牢固地控制局势，这是大政治家作出决策后的两条基本行动原则。为此，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代价。做不到这两条，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京西宾馆的“诸侯”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二条，却忘记了第一条，也是首先的一条。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
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
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
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
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
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
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
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人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
“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
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
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
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吉、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
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
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
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
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的这番“成绩”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发生在谭震林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便难怪武汉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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