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奥得多。
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也罢旧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烹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
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
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溪径”，不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要扬“善”除“恶”，倡“公”废“私”。
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
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
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人也会觉得吃亏，心理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不垄睡大觉；如果党员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
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账”，把他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战友呢！
谁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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