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
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
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蜃气中。
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
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
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
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
二梅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救）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军”。
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院和军队干部的“旧（救）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
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旧（救）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
“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铸“南巡”时加以保护。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
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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