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部队正好在广东佛山。严泽光到团部找政治处主任刘界河申请结婚，刘界河说，“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得这么快，你的年龄还是不够，你才十八岁。”
严泽光说，“我已经是连长了。”
刘界河说，“连长算什么，小小的。一是当了营长再来谈婚论嫁。二是全国都解放以后再说。两条任你选。”
严泽光问，“全国都解放是什么意思？”
刘界河说，“全国都解放就是要解放台湾。”
严泽光说，“那我选第一条。”
刘界河说，“我是说到那时候再说，还不一定呢，还要看杨桃是不是同意嫁给你。”
严泽光说，“她会同意的。”
刘界河说，“你别太自信了。你得搞明白，杨桃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现在已经是主治大夫了，也是正连级别，马上就要到南京学习了。就算她有那个意思，你也不能拖她的后腿。”
严泽光说，“那你为什么结婚？”
刘界河说，“妈的严泽光，你能跟我比吗？我是团政治处主任，是四五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
严泽光说，“我没有跟你比，我是说叶红叶也要去学习，你为什么要拖她的后腿？”
刘界河说，“我拖后腿和你拖后腿不一样。”
严泽光说，“有什么不一样？我看都一样。”
刘界河一拍桌子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再胡搅蛮缠，我就让叶红叶做工作，把杨桃介绍给王铁山！”
严泽光说，“我不胡搅蛮缠了。不过你也太军阀了！”
刘界河说，“一、我今年二十五岁；二、我是四五年的老八路，加上三年的共青团工作，八年；三、我是团级干部。二五八团，就是抗战时期，我也有结婚的资格了。”
严泽光不吭气了。
后来杨桃没有去成南京，叶红叶也没有去成。
那时候，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南部还有很多残匪。突然有一天，来了一道命令，二十七师一团火速开往广西的十万大山地区剿匪。
到了十万大山，部队就分散了，成了三片。东片由团长贾宏生和政治处主任刘界河负责，又分成了若干个工作队，严泽光被任命为毛田坝工作队的队长兼一连连长。叶红叶是东片医疗队的副队长，杨桃是医疗队的主治军医。
部队进山后，一方面剿匪，一方面搞土改，动员当地群众，孤立盘踞在十万大山里的国民党军残部。但是土匪迟迟不下山，天天跟区公所的人打交道，跟土匪亲属打交道，严泽光觉得不过瘾，忙里偷闲，借着访贫问苦的机会，把这一带的地形也勘察了，把可能会出现的战斗也制订了很多预案，在地图上过战斗瘾。
有一次杨桃和叶红叶跟着工作队搜山，走到一个名叫沙陀的地方，严泽光的两条腿就挪不动了，盯着山下又盯着地图反反复复地看，嘴里还念念有词。
叶红叶奇怪地问，“你在看什么呢？”
严泽光回过神来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的地形，这绝对是一个打伏击战的有利地形。”
杨桃说，“你这话有语病，打伏击战的有利地形，要看对谁而言。”
严泽光说，“当然是对伏击一方而言。”
杨桃说，“那也得看敌情是怎样的。”
严泽光说，“那是当然。但是敌情怎样都可以打伏击战，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强有强的打法，弱有弱的打法。”
叶红叶说，“这个犬子，打了几年仗，打出毛病来了，神经都不太正常了。”
严泽光说，“你不懂。”
后来就有了毛田坝伏击战，那是王铁山和严泽光配合得最好的一次。
那天是个阴天。
那天下午，团长贾宏生和政治处主任刘界河得到紧急情报，原国民党军少将副师长余曾于率“黑桐山游击队”四百余人，在内奸的引导下，沿黑桐山正面一路扑来，意在全歼活动于黑桐山地区的工作队。
进入十万大山里，部队的小功率电台就失灵了，加上电话线没有拉上，通讯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全靠人工传送。
贾宏生和刘界河火速派出两个连埋伏于巴岭、石盘一线，同时以两个营的兵力分成七路，增援各工作队所在点。
增援毛田坝的是王铁山的四连。从玉姚圩子至毛田坝直线距离六公里，盘山绕水则十五公里有余。情报称余曾于先头部队距毛田坝只有十四点五公里，这样，王铁山连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在前面。王铁山带领本连九十六个人，从玉姚圩子出发，沿沙陀公路插进，越过野马川，直奔毛田坝。
待王铁山的连队精疲力尽赶到毛田坝时，严泽光正若无其事地主持诉苦大会，随队军医杨桃扶着一个壮族老阿妈在声泪俱下地控诉。王铁山二话不说径直奔上主席台，自作主张地说，“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吧，先散会，明天接着开。”
严泽光眼睛一亮问，“有情况？”
王铁山说，“大情况。然后就把敌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了。”
严泽光大喜过望说，“他妈的，半年没打仗了，手痒。这下好了，你想睡觉，就有人给你送个枕头来。”
王铁山说，“你别耍嘴皮子了，敌情很严重。”
杨桃也说，“敌人那么多兵力，严泽光你赶快想办法吧，你不是小诸葛吗？”
严泽光问王铁山，“指挥部有没有明确，咱俩谁指挥谁？”
王铁山没好气地说，“你指挥我，你是工作队长嘛。”
严泽光还是不慌不忙，对杨桃说，“你去告诉叶红叶，医疗队赶快转移到蜂皇山去，待小诸葛温酒斩华雄，去去就来。”
杨桃说，“马上就要打仗了，我们怎么能转移呢？你们兵力那么少，我们好歹也有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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