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夜里哭闹，严泽光两手枕着头说，“老王这个蠢货，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王雅歌说，“他把孩子给我们带了回来，就是天大的好事。”
严泽光说，“老王这个蠢货，还挺重感情，结婚三年了，老婆连个耗子也没给他生，居然还能过得下去，还乐呵呵的。”
王雅歌放下怀里的孩子坐了起来，披头散发地问，“你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是不能生孩子，你就把我给休了？”
严泽光说，“你别胡搅蛮缠。我说的是老王不是我。我这个人自私，不配有孩子。你要是没生这个孩子，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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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恢复秩序之后，开始整理战史资料，作战股草拟了双榆树战斗经过，严泽光看后说，“这场战斗，战前有方案，战后有总结，按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我是主攻营长，没有攻上主峰，而助攻营力挽狂澜反败为胜，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经过这几年的反思，我认为还可以深层地挖一下，把当时的敌情变化、气候变化和我们的变化依据整理得更加清晰一点，至少在理论上要自圆其说吧。这样对于后人提高军官判断力和指挥能力有好处，尤其是要多听一线指挥员对于细节的分析。”
王铁山对双榆树战斗结论没有太多的想法，但听说严泽光有这么个意见，就慎重了，经过一番深思，欣然表示，“我认为一营长的意见是对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打一仗总结一次，前进一步。那次战斗虽然以胜利而告结束，但实事求是地说，有好多情况都是突发的，都是凭借指挥员的感觉和经验，战术理论上并不是很清楚。现在整理战史资料，最好把细节都弄清楚。”
严泽光和王铁山的话说得都很漂亮，但都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不排除重新调查双榆树战斗真相的可能，团司令部只好又把参加那场战斗的两个营的一线指挥员组织起来，进行座谈。
大家客客气气，但是各执己见，一连连长石得法和四连指导员郭靖海还吵了起来。焦点还是在二号高地的增援之敌的去向上。石得法坚持说，“由于助攻营受敌情蒙蔽，未能严格按作战计划打援，放走了二号高地的敌人，因此对主攻路线构成毁灭性的危害。”
郭靖海则跳脚顿足指天发誓，他们登上二号高地时，的确没有受到阻击。郭靖海说，“哪怕我老郭是瞎子，我的一个排三十多个人总不能都是瞎子吧？哪怕我老郭贪天之功为已有，我的一个排三十多个兄弟总不能都是卑鄙小人吧？”
这件事情把作战股弄得很为难，一是因为不可能再到现场考察了，二是因为那场战斗之后，双榆树地区就进入了谈判阶段，局部战争停止了。关于双榆树战斗的战略意义，敌我双方都没有继续延伸，因此无法了解敌方的真实企图和地方兵力调整的真实原因。
作战股把情况报到团首长那里，团首长也很为难。虽然王铁山和严泽光都没有明确表态要重新调查，但是严泽光提出的不能自圆其说问题也确实存在。
后来由刘界河出面，分别找两人谈话。
王铁山倒是爽快，大大咧咧地说，“行啊，我听组织的。不过我要说句公道话，严泽光同志之所以提出来要自圆其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当连长的时候，他就特别讲究战术，即便是狭路相逢的遭遇战，他都要琢磨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的出发点是对的。”
谈话谈到严泽光，就没有那么爽快了。严泽光说，“如果能够清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含糊？我们个人背个黑锅无所谓，可是我们不能把说不清楚的东西留给历史。”
刘界河说，“所有的历史都会留下说不清楚的东西。”
严泽光不吭气。
刘界河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严泽光还是不吭气。
刘界河说，“红军时期，一支团队遭到敌军围困，就在决定突围的时候，接到密报说，内部出了八个奸细。这时候团长政委犯难了，抓这几个所谓的奸细吧，证据不足。不抓吧，又怕真的是他们里应外合，带着他们突围有很大的风险。而且没有时间调查了。商量再三，团长和政委决定，把这几个人毙了。后来就把人捆起来，派一个枪手从他们的背后一个一个地朝后脑勺射击。就在即将行刑的时候，一个‘奸细’突然喊了起来，说‘我只提一个请求，大敌当前，要节省子弹。我们自己了断吧。’说完就一头栽在地上。脑门磕在石头上血流如注。其他几个人纷纷效仿，差不多都喊，‘大敌当前，要节省子弹。’顿时……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严泽光说，“不知道。”
刘界河说，“想知道结果吗？”
严泽光说，“已经知道了，停止行刑。”
刘界河说，“没有。团长说，‘同志们，也许你们是冤枉的，可是情况复杂，没有工夫调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那就算为革命牺牲了。就按照你们说的，节省子弹吧。’”
刘界河说完，心情很沉重，两个人都不说话。
后来严泽光说，“政委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刘界河问，“比起这八个人的牺牲，我们活着的人受点委屈，甚至被冤枉，又算得了什么呢。非常时期，非常情况，必有非常之手段。谁要是认为历史是可以说清楚的，那就太天真了。”
严泽光说，“但我不认为双榆树战斗是在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手段。”
刘界河说，“但它已经是历史了。我们革命军人，要有胸怀。谁要是一味纠缠历史老账，一味生活在委屈之中不能自拔，那他就只能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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