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肯特上车，向南部的军事基地疾驰而去。
肯特对我说：“安-坎贝尔上尉当时正和哈罗德-圣-约翰中士在基地总部值勤。坎贝尔是值勤军官，约翰是值勤中士。”
“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肯特耸了耸肩说：“认识倒有可能，只是不会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车集中调度场工作，而她在心理训练学校当教官，所以他们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这儿隔着一个路口。哨兵是一个叫罗宾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车前灯的亮光，但什么也没听到。”
“你审问过他吗？”
“应该是她。她叫玛丽-罗宾斯。”肯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也不能怪你，保罗。因为‘一等兵’这个词并不显示性别。”
“谢谢。罗宾斯现在在哪儿？”
“也被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大楼里。”
“这么说宪兵司令部大楼现在还挺拥挤呢。不过，这办法不错。”
肯特把车停在吉普车和红色野马牌汽车之间。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看到了守卫现场的6个宪兵——4男2女，分站在各个角上，把现场包围起来。路的左边是一个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着步枪射击场。军队上前线之前就是在这里操练的。在左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风衣的女人，她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急速地写着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车，他对我说：“那是森希尔小姐。”他把“小姐”说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别上的错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问肯特：“她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打电话把她叫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办强xx案的律师。”
“可被害人已经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
“是这样，”肯特解释说，“森希尔小姐也负责调查强xx案。”
“是吗？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说过一个叫尼利的女护士的事吗？”
“只在报纸上见过。难道这两个案子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联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时间？”
“大约下午4点，是森希尔小姐将罪犯捉拿归案的。5点钟我们就审出了口供。”
肯特又补充说：“本来森希尔今天还有别的任务，但她自愿留下来办这个案子。”
“我们很幸运。”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女人参加。况且森希尔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
我留心观察了那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可能是辛西娅的，车牌和我的私人汽车一样，也挂着弗吉尼亚的牌照。由此可以断定，她也是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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