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吃早饭还是去心理训练学校？”辛西娅问。
“去心理训练学校。我们就把穆尔上校当早饭吃吧。”
我们离开了贝萨尼山，汇进了早晨开往基地中心的车流人流中。
辛西娅说：“有些人在时间观念上有问题。我相信福勒上校与此事有关系，尽管他一口咬定无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实际上，他打电话的时间很早。”
“你说什么呀，保罗？”
“我在说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为了掩盖他知道这件事的事实，为了制造她还活着、赴约迟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这个电话。可他没有料到我们会那么早就到了死者的家里。”
“这是一种解释，但他怎么会知道她死了？”
“只有3种途径：有人告诉他；他用什么方法发现了她的尸体，或者是他杀了安。”
辛西娅回答道：“他没杀她。”
我盯着她说：“你喜欢这个家伙？”
“是的。但不是因为这个。他不是个杀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辛西娅。”
“不对。”
“好吧，不过你能找到他那样做的动机吗？”
“能。他的动机是保护将军，除掉基地里一个腐败的根源。”
我点点头。“有这个帮助他人的动机，像福勒这样的人也许会开枪杀人，但也许还有更多的个人目的。”
“也许。”辛西娅把车驶向通往心理训练学校的路。
我说：“如果我没通过那根鬈曲的头发查到穆尔上校，我会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头，只根据那个电话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面部的表情。”
“也许。”她问：“我们让穆尔知道多少？”
“到门槛止步。”
“你不认为到了该同他谈谈他的头发、指纹和车辙印的时候了吗？”
“没必要。我们为这些证据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让他陷得更深些。”
我们的车驶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闲人免进”。没有宪兵的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面有游动的宪兵吉普车。
我们把车停在心理训练学校的总部楼前。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军官停车处”，我看见一辆灰色福特牌汽车停在那里，可能就是穆尔上校的车。
我们走进大楼，空荡荡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士。他站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向他出示了证件，说：“请带我们去穆尔上校的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他，长官。”他回答，用了一个非正式的词来称呼一个准尉。我不喜欢“长官”这个词，并对他说：“我猜你没弄懂我的话，中士。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是，长官。跟我来。”
我问他：“上校来了多久了？”
“大约10分钟。”
“坎贝尔上尉的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穆尔上校办公室的右边。”他又说：“现在空了。”
我们到了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一扇门旁，门上写着“穆尔上校”。
那个中士问我们：“要我通报一下吗？”
“不用。这就可以了，中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
“什么事？”
“求上帝保佑你们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他说完转身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边的一个门也是关着的，名牌上写着“坎贝尔上尉”。
辛西娅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实际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摆着一束花，上面没有留言卡片。
我们离开这间办公室，几步走到穆尔上校办公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穆尔喊道：“进来，进来。”
辛西娅和我走了进去。穆尔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没有抬头。办公室很大，室内的摆设没什么特色。只是穆尔上校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纸机。
穆尔上校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怎么回事儿？——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进来的。
我说：“我们很抱歉贸然来访，上校，不过我们刚才就在附近办事。我们可以坐下吗？”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如果下次你们能同我预约，我会非常感激。”
“是的，长官。下次我们一定约你去宪兵司令部大楼。”
“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像许多有科学和学术头脑的人一样，穆尔上校好像对周围组织严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说的是“下次我们将在警察局同你谈话”，他也未必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嗯，”我说，“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你确实在家里。”
“好吧，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里。”
早晨7点半是我和辛西娅到达维多利花园的时间。我问他：“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人能证明你在家吗？”
“没有。”
“你晚上11点同基地总部的坎贝尔上尉通过电话，对吗？”
“对。”
“谈话内容同工作有关吗？”
“是的。”
“你在中午又给她打过电话，在她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了言。”
“对。”
“你曾在这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可她的电话出了故障。”
“对。”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就是我留言中说的话——宪兵队来过，把她的办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们争论起来，因为她的档案中有分类的资料，但是他们不听。”他又说：“军队快变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甚至不需要搜查证。”
“上校，如果这里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卫兵也会按公司高级官员的命令做同样的事。这里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属于美国。你有关于犯罪调查的宪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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